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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排除合理怀疑规则对陪审团影响 　　摘 要：“合理怀疑”作为旨在消除陪审员忧惧的方案而出现，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英美法系国家与地区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然而排除合理怀疑应当有一个适用标准，即便以文字的形式无法表达完整、准确，但在运用合理怀疑规则判定一个罪名成立与否时也应当遵循着一定的理念与要求。本文以美国马丁与齐默曼案为视角，分析“排除合理怀疑”的起源，继而论述辩护律师所谓的十二种正当防卫的情况都应当被认定为无罪的说法的诡辩性。 　　关键词：合理怀疑；良心；正当防卫；标准 　　2013年，美国发生了一起全国瞩目的庭审。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2012年2月一个下雨的晚上，17岁的黑人少年马丁，随父亲探望他人，走在回家路上。一名叫齐默曼的社区守望者怀疑他有犯罪意图，两人发生冲突，很快齐默曼开枪射死少年，而死亡地点距离男孩父亲只有64米。庭审结果是被告人齐默曼被无罪开释。之后，美国超过一百个城市发生示威，出现小型打砸事件，游行的人仍然高举种族歧视的标牌，所幸没有酿成如1992年洛杉矶暴乱的严重后果。 　　尽管媒体宣传“种族歧视”等噱头，但庭审焦点依旧集中于被告人齐默曼的开枪行为属于“谋杀”还是“正当防卫”。 　　由于本案仅涉及两个当事人，且其中一位已不在人世，所以全案的经过只剩下被告人齐默曼的个人陈述。齐默曼坚称在整个过程中都处于被动地位，是马丁的暴力殴打行为致使他不得不掏枪进行正当防卫。齐默曼的辩护人OMARA也指出，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齐默曼有谋杀行为的情况下，陪审员无权凭空想象或是补充空白情节。陪审团只有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前提下，才能对齐默曼做出有罪判决。 　　对无罪释放的判决结果，陪审团成员声称这也是无奈之举。陪审团成员在日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无罪判决只是一个了结。如果证据不足够认定齐默曼故意杀人，即使在心里认为他有罪，但不足以合理排除正当防卫的可能性时，就不能把他关进监狱”。①的确，美国法律要求陪审团，除非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否则应当判决无罪。 　　那么，什么是排除合理怀疑？为什么要排除合理怀疑方能判处有罪？排除合理怀疑需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对此类问题的探究，我们不妨从排除合理怀疑的起源着手，寻找合理怀疑的最初渊源。 　　得益于耶鲁大学法学院詹姆士?Q?惠特曼教授多年的研究与总结，在其著作《合理怀疑的起源》中能找到合理怀疑最初产生的答案。而笔者认为这个答案却是被我们遗忘已久但又与生俱来的物质。 　　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本意应为保护被告人，使被告人能够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接受法律的制裁，极大程度的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然后，惠特曼教授将合理怀疑的历史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的基督教神学和普通法的历史，告诉我们合理怀疑产生的初衷其实是保护陪审员――救赎其灵魂。基督教的传统中有这样一则“法则”：不要论断人免得自己被论断。②由于内心的这种顾虑与恐惧，使得陪审员在心存怀疑的情况下却判决被告有罪时，会认为自己犯了致命的罪孽。于是在不得不做出判决的情况下为了逃脱致命罪孽的威胁以及寻求内在良心的安稳，他们找到了合理怀疑的捷径。只要他们的怀疑不是“合理的”，亦或是排除了“合理的”怀疑，那么忧心忡忡的陪审员就可以虔诚的相信自己可以安然无恙了。 　　合理怀疑规则大约出现于十八世纪，其标准源于古老的怀疑道德神学中的更安全之道，源于古老的恐惧，即公共司法将受到私人良心的威胁。③正如惠特曼教授所言，“我们对合理怀疑迷惑不解的真正根源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古老的信条，即审判与惩罚是道德上令人恐怖的行为。和我们的祖辈相比，我们远没有这样的意识，即当裁判其他的人类同伴时，我们应当怀疑自身权威的道德性”。④而“自身权威的道德性”究其根本源于我们的良心。 　　良心，首先被理解为内在道德的呼唤，这呼唤是由上帝植入我们内心的“法官”，其对罪孽危险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锐感知能力，能对我们每一个行为的正确抑或错误做出判断。正是由于“法官”无时无刻地监视，我们在对同类进行审判时会更加地警惕，尤其是涉及生命时会显得更加的不安。可见，合理怀疑是人类在审判同类时基于内在道德与良心所表现出来的警惕的转化物，既是安抚审判者的独特心药，又是说服他人的有力证据。 　　诚然如此，排除合理怀疑也应当有一个标准，即便以文字的形式无法表达完整、准确，但在运用合理怀疑规则判定一个罪名成立与否时也应当遵循着一定的理念与要求。回到本文马丁与齐默曼的案件，对于被告人齐默曼的行为是否构成谋杀罪而非正当防卫的认定，真的应当如辩护律师OMARA在庭审上对陪审团所表达的，“不论你认为‘是正当防卫’‘可能是正当防卫’‘可能不是正当防卫’‘不能排除正当防卫’……这十二种情况都只能判无罪。要判齐默曼有罪，只有一种可能――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美国联邦法院与各州法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