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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探索 　　【摘要】“文艺大众化”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建构中的主流观念。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有其内在的逻辑发展理路，是“五四”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向工农兵文学转进，大众化论争从纯粹理论层面转向实践层面的产物。相对健全的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和知识分子对文艺大众化的有力践行，是延安文艺大众化实践得以全面展开的重要原因。“文艺小组”这种“轻骑兵”式的活动方式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探索中的创造性。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延安文艺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 文学批评 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0.005 　　“文艺大众化”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纵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建构的主流观念。从观念到行动，从理论到创作，从“革命文学”对此的理论倡导到延安时期的广泛实践，中国的文艺大众化都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文艺理论家根据中国文艺发展的现实境况做出的本土文化选择。这其中，延安的文艺大众化实践通过中国共产党缜密的宏观与微观权力运作，有效纠正了前此文艺大众化论争中论争主题与内在动机失衡、阶级改造冲动压倒理论或观念建设的弊端，初步实现了政治驯服功能同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与自我超越的结合，实现了大众文艺理论探讨与大众文艺创作实践的结合，并将其内在批评理念打造为一种影响至今的“方向”型文艺批评范式（这可以从“鲁迅方向”“赵树理方向”对延安文艺及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艺批评的巨大影响中见出），因而延安的文艺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中具有典型意义。 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展开的内在逻辑 　　近现代以来，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近现代之交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革命文学”兴起，主要是在“通俗化”意义上来进行理论思考与创作实践。其中，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新民说”和“小说界革命”等，试图以通俗文艺来改变传统文艺的面貌，发挥其唤醒民众的社会功能。“五四”时期，对白话文创作的提倡则使“文艺大众化”成为新文学联系大众的文艺观念基石。二是从“革命文学”兴起到1937年抗战开始，主要是围绕“革命文学”的创作方法、对象和途径等重要问题展开大众文艺论争。其中，瞿秋白、茅盾等人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以及后期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人对苏联及日本“普罗”文学的大力宣传，都直接引发了国内文艺理论界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关注与热烈讨论，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建设中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两极中的重要一极。这其中，又以“左联”的理论声援最为有力。 　　在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上，“左联”成立后即建立专门的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后来成立大众化工作委员会），把文艺大众化问题列入重要研究议题。在“左联”的领导下，20世纪30年代早中期形成了三次声势颇大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直接论争。第一、二次讨论主要集中于1930年～1932年。其中，《大众文艺》以“文艺大众化的诸问题”和“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为题，《北斗》杂志社以“文学大众化问题”为题，均进行了广泛征文。一大批左翼文艺理论家如鲁迅、瞿秋白、沈端先、郭沫若、陶晶孙、冯乃超、郑伯奇、冯雪峰、周扬等都发表文章，参与了文艺大众化论争，议题涉及到无产阶级艺术与作品大众化的关系、文艺大众化与文艺通俗化的关系、“大众化”和“化大众”的关系、利用旧形式和创造新形式的关系等多个文艺理论核心问题。第三次讨论集中于1934年前后，讨论的核心是大众语问题，主要文章有汪懋祖的《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和《中小学文言运动》、垢佛的《文言和白话论战宣言》、徐懋庸的《关于文言文》、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胡愈之的《关于大众语文》、傅东华的《大众语问题讨论的现阶段及以后》、樊仲云的《关于大众语的建设》、叶圣陶的《杂谈读书作文和大众语文学》、任白戈的《“大众语”的建设问题》、魏猛克的《普通话与“大众语”》、王任叔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陶知行的《大众语文运动之路》、高荒的《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黄宾的《关于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的意见》、闻心的《大众语运动的几个问题》、胡绳的《文言与新文言》等。当时一些著名的报纸或杂志如《太白》半月刊、《申报》副刊《自由谈》、《中华日报》副刊《动向》、《文学》等都参与大众语论争。第三个阶段是从1937年开始，“文艺大众化”问题转向与救亡主题结合，同时在抗战特殊时期民族意识逐渐觉醒的情势下，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