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回到汾阳.docVIP

贾樟柯回到汾阳 　　过去两年，位于山西汾阳的贾家庄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家名叫《山河故人》的餐厅出现在贾街上，与一般餐厅不同，店里挂着各种电影海报，也放置着不少杂志与报纸；一个以贾樟柯名字命名的艺术中心正修建，里面将有图书馆、影院和剧场；而距离汾阳50公里外的平遥古城里，以推广和扶持小众艺术电影为主旨的平遥电影展刚刚举办了第一届……随着汾阳人贾樟柯回到家乡，这些变化发生在农村土地上，正式而隆 重。 　　作为中国知名的第六代电影导演，从1993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贾樟柯带着他的县城经验进入北京、香港、东京、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在他的电影里―无论是最初的《小武》《站台》还是之后的《山河故人》―县城始终是镜头中的主角。 　　在连续不断的写剧本、看景、拍片的过程里，贾樟柯发现“自己的生活被固定了”。他讨厌生活在惯性里，想要一些改变与新的兴奋点。 　　故乡县城无疑是最好的方向，他决定回到起点。 　　“这是对自我的一次反叛。”贾樟柯向《第一财经周刊》这样描述他的回乡选择，这种“反叛”就像二十几年前，原本学画的贾樟柯在看完《黄土地》之后“横下一条心”离开故乡去北京拍电影一样。《黄土地》是陈凯歌的处女座，用强烈的电影语言展现了在黄土地上人的生命力，这令贾樟柯极为震撼。 　　其??，在公众视野里，贾樟柯似乎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电影导演。事实上，由于作品并不多且很少在国内上映，如今他出现在商业报道中的次数会比电影报道更多：他先后与财经作家吴晓波、头头是道投资人曹国雄一起，创立暖流文化，主营商业电影开发和电影教育；入股新媒体公司以上传媒；在老家山西，除了新近的饭馆和电影产业，他多年前就已开始投资白酒、煤炭、餐饮业等传统产业，只是那时并不被外界所知，只是现在，各种信息以更零碎且更具新媒体的时代特色出现在了网络上。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贾樟柯近年来的确更加入世了，对“做事”有更强烈的兴趣。他今年的一个新身份是山西省全国人大代表。 01 建设中的贾樟柯艺术中心。 02 开在贾家庄的“山河故人”饭 店。 　　回到汾阳老家之后，贾樟柯一天的生活非常规律。每天下午两三点，他固定的写作时间开始，直到天黑，晚上则和小时的玩伴在自己开的餐厅喝酒聚会。同乡的婚丧嫁娶，一些“场合上”的事情，他都乐意前往，因为那里有“真实的人际关际”与家庭生活。虽然在北京也有朋友，但“朋友之间也有区别”，北京的朋友多数是工作伙伴，“另一种生活与朋友被忽视了。”贾樟柯说。 　　十几年前，当时的贾樟柯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一个“电影动物”，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电影世界里，每次回家就给母亲留些钱，然后转头继续闯世界。 　　像大多数县城青年离开故乡进入大城市从事艺术工作一样，习惯了城市里干脆、直接关系的贾樟柯一度很难重新融入故乡的话语系统与交往方式。有次过年回家参加同学聚会，在酒厂工作的同学调侃他，“贾导演，老实交代，今年你潜规则了几个？”很长一段时间，贾樟柯说自己很少回老家，“适应不了，聊不到一起。” 　　但现在，贾樟柯已逐渐适应回归，变得更容易理解他人以及保持耐心。他甚至自我反思自己从前是否过于固执。贾樟柯的朋友许知远形容他是一个“通透之人”。他羡慕贾樟柯既可以混社会，也可以拍电影，在知识分子与江湖气之间不断切换。 　　在2013年的《天注定》和2015年的《山河故人》之后，影评人做出了“过于精确与工整”的评价，知名影评人梅雪峰甚至认为在贾樟柯手中，无论时代还是人物都成了盆景，他精细地摆弄着这两者的关系，去寻找那种对世界的精确隐喻。 　　当外界认为贾樟柯早期电影中那种粗砺的结实感被一种精致的包装取代，贾樟柯自己也正处在从叙述自身经验到对一个更宽阔的世界具有表达能力的阶段。他需要升级，他需要一种距离感。 　　在汾阳，贾樟柯收获到的正是这种难得的“距离感”。他说，回到家乡并不是离故乡近，而是离北京远，离“所谓的文化圈远了”，这样的“距离感”帮助他回到原来的起点去理解更广阔的中国社会。 　　某种程度上，贾樟柯几乎所有的电影起点都在县城，这是属于他的养分。关于这一点，他的自我总结是，他一直在自下而上地记录那些自上而下的政策、观点、意识在垂直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变形，如何被理解执行，直至真正进入民间、进入基层生活后的面貌。 　　更具体一点，就如同一个来自北京的声音传到汾阳县城时，被吹散的样子。“距离感会让我亲眼目睹那个声音的传播过程，那也是我最敏感的地方。”贾樟柯说。而在北京，距离那个声音过于近时，他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自说自话中。 　　北京的贾樟柯是个艺术家，时常需要在公开场合说各种漂亮话，但是回到县城，他感受最深刻的却是，“人首先面临的是基本的生活尊严，这是最迫切的。”长期在大城市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很多已经忘记了这一点。 　　就像《乡下人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