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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成败分析 　　摘 要:本文试图从中日两国变革运动的历史背景、变革前的国内形式及其变革采取的方针、措施等三个方面,比较分析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这两场在时间、社会状况和目标方面十分相近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的社会变革运动。 　　关键词: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 　　 　　19世纪中叶,中国日本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为摆脱屈辱的地位和实现富国强兵,日本于1868年推行了明治维新,与此同时中国发起了洋务运动。明治维新把日本带入了资本主义的轨道,迅速成长为可与欧美一争高下的亚洲强国;而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国家振兴的良好契机。 　　一、“西势东渐”与中日两国变革的历史背景 　　19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鼎盛时期,对外侵略成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西方殖民主义者把目光投向了土地辽阔、物产丰盈同时又裹足不前的东亚。 　　清朝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弥漫着腐烂的气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关税、司法、领海主权开始受到破坏,列强既倾销商品又掠夺原料、特产,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各地人民纷纷揭竿而起,鸦片战争后十余年间,大小武装起义和暴动不下一百余次。19世纪前半期的日本社会在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下日趋走向腐败,日本列岛上勃然兴起“攘夷运动”。参加运动的人抬出天皇作为大旗,同保幕顽固势力进行对抗,“尊王攘夷”运动逐渐发展成倒幕维新运动。1869年6月结束的戊辰战争,最终完成了推翻幕府封建统治的目标,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在日本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准备了条件。 　　二、变革前夕中日两国国内形式的比较 　　1. 经济体制方面。中国自秦汉以后,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制,而日本则同西欧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比较接近,实行的是领主制。在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而可以通过地主与商人、高利贷者的互相转化,缓和土地权与货币权的矛盾,削弱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破坏和解体作用,并形成三位一体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中央集权的国家就是他们的总代表。在日本,土地却是禁止买卖的。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领主制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这种差别对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运动无疑是颇具影响的。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从中国的官僚地主中不容易分化出同封建制度的利益相背离的社会力量,而日本的富商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很大,能够迅速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变化。 　　2.政治体制方面。中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从内地到边疆,形成了一个缜密的封建网络。在此情况下,中国绝不可能产生像日本西南四强藩那种在政治上处于半自立地位,又拥有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且倾向改革的地方政权。倒幕派正是以四强藩为根据地,联合一切倒幕势力,打败了幕府,夺取了政权。社会变革前夕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造成倾覆旧的国家体制的形势,封建势力在各种领域里仍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洋务运动不能像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特殊的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缓慢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变革中两国走上不同的道路 　　1.指导方针大相径庭。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分别制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和“ 脱亚入欧”的不同方针。但两种指导方针对旧有封建制度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一些带有买办性的封建官僚,他们是清政府当权派的一部分。但是洋务派认为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学习西方的最终目的,只不过是想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来维护已腐朽的封建主义的躯体。这是洋务派“中体西用”指导方针的实质,也是造成洋务运动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的根本原因。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的指导方针,是由那些已经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提出的。他们从世界的变化中清醒地看到:亚洲各国的封建社会明显落后于欧洲,日本必须抢先摆脱亚洲的固陋,尽快把日本封建社会改造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日本维新志士们充分利用了国内战争的有利时机,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控制的明治政权。这就为本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2.发展近代企业措施不同。洋务运动的目的既然是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那么它的政治、经济等活动必然立足于保持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生产关系。那些洋务派官僚以国家政权为杠杆,兴办了“官办”的军工企业和几乎清一色的“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同时中国“商办”企业的民族资本也应运而生。但是洋务派利用手中的权利,把所谓“专利权”给了被其控制的“官督商办”企业,利用政权力量限制竞争、任意勒索,以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的明治维新则相反,它不仅有明确发展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而且有破除封建制度、发展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