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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诗C词隐喻语言策略 　　摘要：运用?C词隐喻之法是龚自珍诗歌写作中的一种语言策略，既是对古代诗歌传统中这一成分的沿用与延宕，又是对文字、言语的深入思考后践行尊情说的一种抉择，而在戒诗前后诗作的对比中，展示了超越前人的特色与风格，更可凸现龚自珍这一语言策略在传统基础上的独创建树和崭新审美价值。 　　关键词：龚自珍；?C词；编年诗;《己亥杂诗》 　　作者简介：沈检江（1949―），男，上海人，现就职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从事中国古代诗歌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4-0113-05 收稿日期：2008-01-22 　　 　　运用?C词隐喻是龚自珍诗歌写作的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语言策略，也是在当时政治高压和思想钳制之下，继续践行其尊情观的必然选择。仔细品味和审视龚自珍诗歌写作历程中“戒诗”与“接着说”的矛盾痛苦的内蕴，分析“破戒”前后诗作的细微差别，鉴赏以?C词隐语写成的诗作的丰富多彩的语言特色，对于诠释龚自珍诗歌的独创性与审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戒诗和破戒的思想?厢謇?程展示了关于语言、文字写作策略的思想路向 　　 　　从龚自珍的编年诗到《己亥杂诗》，可以梳理出在政治压力下尊情与锄情的矛盾对立的印迹，触摸到他戒诗和破戒的情感经历。 　　“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师。”这是《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1］（P16）的最后一首（第二首“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可做政治压力的旁证），清晰地透露出锄情之迫与尊情之难的对立。这首诗的愤激之意在于：只要下笔就不能控制自己以清峭深刻之言写郁勃不平之意，倘若逼迫我写平庸之诗，那么我只有一字不写、放弃文字的书写权了。这里，文字传达言语的权力面临着被剥夺的威胁，而正是这种威胁，使龚自珍盘桓于写真情还是写矫情的抉择之中。他的基本立场是：宁可不写诗，也不写伪诗。其后的“观心”和“忏心”正是这种痛苦?厢宓氖德迹?“幽绪不可食，新诗如乱云”、“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1］（P39，41）的宣泄，折射出一种无奈的愤慨，这种愤慨在“才尽不吟诗，非关象喙危”［1］（P76）的自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现。 　　同一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在戒诗的决定上又迈出了一步。“不须文字传言语，玉想琼思过一生”［1］（P77）是他初入仕途之际对友人善意规劝的答复，似乎是想把变革之识与刺世之诗隐藏心底，只默默地保持自己的纯洁理想，但字里行间又分明透露一种静思之后的无奈，既有对“玉想琼思”的珍重自持，又有对文字言语权力放弃的隐痛惋惜，依旧残留着对前几首诗的延续之意。与之相联的是《戒诗五章》。这是一组表述写诗乃至人生重要阶段的总结性的反思之作。以诗宣示戒诗，谓之“戒诗当有诗”，本身便是一种反讽姿态。全诗以参悟佛教为支撑，抒写了戒诗宣言的内涵。一是回顾写诗历程中郁勃的思想情感的不可遏制，二是以佛法的参悟来遏制内心的情感，三是在放弃以语言和文字抒写思想情感的抉择中透露出犹疑。在《戒诗五章》中，隐藏着放弃语言权力的痛苦反而在思考与抉择的过程中更加强烈的倾向，而“不留迹”的承诺背后，正是被遏制的思想情感与文字叙写之间的遥望，这两者在诗中不断地被提及，被权衡。 　　写于道光六年（1862）的《释言四首之一》既是一首以?C词写成的抗争与刺世之作，又是一篇?C词写作的体会之言。诗中的氛围与意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游仙词》。“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以老庄语录喻自己议论政治的风险和坚韧、执著。钱钟书先生指出这两句诗取于赵翼的“木有文章原是病，不能言语果为灾”，认为“定庵乐此说之利己也，改‘文章’为‘?ㄕ谩?，欲文盖而弥彰著矣”，“白香山《闲卧有所思》第二首云：‘虫全性命缘无毒，木尽天年为不才’，定庵兼反用其意”［2］（P134-135）。可见这两句诗是反复权衡掂量的结果：“避席畏闻文字狱”［1］（P204），明知刺世只能引来灾祸，但却不甘像虫鸟般恪守“本分”。这是龚自珍立场的隐秘宣示，也是他?C词写作的一次总结，其关键词则仍归结为“言语”二字。“言语”的运作，始终占据着龚自珍戒诗与破戒的痛苦犹豫与明确抉择的全过程。“戒”与“破”都同“言语”相关，对“言语”的思考在龚自珍诗文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戒诗不能，即破戒。但他不得不考虑采取语言策略，越是针砭时弊、揭露黑暗的内容，就越需采取?C词隐喻的语言方式，尔后的诗作都印证了这一点。在这一写作实践中，他更感悟到“语言即文字，文字真韬匿”的必要。这是对“不须文字传言语”的反叛后的策略，也是他以?C词隐喻写作的秘密的自道，若同其前的“若辈忌语言，明目恣恐吓”和其后的“我喜攻人短，君当宥狂直”相联系，则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