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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_00002 　　编者按：201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戴木才教授就“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这一题目进行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应本刊之约，戴木才教授专门为本刊撰写了此文，现将文章分上、下两部分连续在本刊推出，以飨读者。 　　四、对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态度 　　批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从微观上讲，涉及如何看待我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一些具体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问题。例如，除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外，还有“智仁勇”（天下通行的美德）、“忠孝廉耻”、“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具体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从宏观上讲，涉及如何对待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问题，这是自近代以来我国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批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既离不开对我国传统价值观中一些具体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具体分析，更离不开对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发展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宏观分析。 　　思想、道德和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存在，是以不同民族、国家和区域来分布的。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由于形成、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等的不同，因而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从而也就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例如，日本人崇尚“武士道”，印度人有着根深蒂固的种姓意识，西方人爱说“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阿拉伯人则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如此等等。这种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是民族识别和自识的重要标志。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正是以不同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区别开来，其中尤以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标志。人类文明与世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要以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精神作为载体和基础，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与道德财富的积淀、发展和进步，与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是该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与历史发展中积淀起来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核心价值观，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在如何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问题上，不仅中国存在许多争议，而且在世界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20世纪世界两大著名的文化学（史）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和塞缪尔?亨廷顿，都把目光聚焦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上。 　　汤因比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认为中华文明的复兴，是21世纪世界文明未来发展的走向和世界和平、繁荣的希望。他说：“西方目前的优势很有可能被一种混合而统一的文化所取代，那么西方文化的活力就很有可能与中国的稳定性恰当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全人类的生活方式。”因而，汤因比主张一种“中华文明优越论”。汤因比预言：“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结合，将是人类最美好和永恒的文化。”“人类要想解决21世纪的问题，必须要到中国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汲取智慧。”“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汤因比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亨廷顿则从“文明冲突论”的角度，把中国的儒教文明同伊斯兰文明一道，列为21世纪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挑战的两种文明，认为在21世纪，将会发生一场以“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之间的争端”为起因的全球战争，主张“中华文明威胁论”。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他提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亨廷顿明显地将儒家文明列为未来文明冲突中最可能“惹麻烦”的文明，言明中国文明将对世界构成挑战。 　　马克思曾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正是我们今天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