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实现刑事司法与谐稳定.docVIP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实现刑事司法与谐稳定 　　摘 要：证据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在刑事诉讼实践中，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是诉讼的核心，而事实的认定关键要靠证据来实现。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运用对判决结果起着根本性作用。随着“两个证据规定”出台，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弥补了立法上具体规范的空白。但是，作为刑事证据制度中一项重要的程序保障措施，仅仅通过在法律位阶上属于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来加以规范，是不足以达到预期效果的。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诉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既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又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法治文明成果，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本文将以《刑诉法（修正案）》对证据制度的修正和公诉案件证据审查工作为视角，从“非法证据”的内涵切入，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应然制度定位，解读《刑诉法（修正案）》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剖析其所存在的执行困境，提出相应对策；并归纳我院在公诉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非法证据现象和采取的排除策略，以期借《刑诉法（修正案）》出台之契机，厘清审查起诉阶段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实践问题。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两个证据规定；刑诉法修改；制度定位；立法化；刑讯逼供；执行困境；底线排除规则 　　一、“非法证据”的内涵界定 　　何谓“非法证据”，我国在内涵界定上存在两种说法。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指证据内容、证据形式、证据收集主体、收集程序和方法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材料①。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②。 笔者认为，对于非法证据的界定，应当采用广义说。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制度定位 　　（一）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宜宪法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亟待重构的一项程序保障措施，但其制度定位问题在理论上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笔者认为，我国目前不宜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宪法化，主要原因是： 　　1、我国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宪法化的理论准备尚不足 　　我国学术界当前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知和理解还基本停留在较浅的层面，甚至连西方法制国家学术理论界、司法实务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宪法化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因此，以西方国家理论界赞同性观点来论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化是有失偏颇的。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化存在巨大的制度损耗 　　任何一种制度设置本身就需要巨大的成本，更何况还有制度出台后的运行和修正，皆需要更大的司法成本支撑。一旦非法证据规则被宪法化后，实践中发生程序性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无论是重要法律还是一般法律，或者技术性规则，都要毫无例外地被排除，这是任何一个刑事司法部门都无法接受的。而且，被宪法化后，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和配套资源来支持，一旦情势变更，被宪法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起到应有作用，则推翻一种被宪法化的制度比推翻一种被立法化的制度更难，在程序和实质方面耗费的成本亦更高。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化尚不是国际通行做法 　　无论是德国等法治国家的法律规定，还是美国的司法判例均非宪法位阶，即使是在宪法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加拿大，也基本上是立法话语相互博弈的结果，并不具有完全的正当性和可推广性。因此，在这样的比较法背景下，我国显然不宜急于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宪法化③。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立法化 　　1、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位阶 　　笔者认为，结合基本国情，我国应当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法律位阶的立法文件中予以确认，故新《刑诉法》将这一制度引入条文是相当顺应形势发展的，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有了法律制度保障。 　　2、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渊源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初步形成，其相关规定主要散件于《刑事诉讼法》和两高的司法解释中。除下文将述及的新《刑诉法》相关条文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中也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当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也有类似规定。 　　2010年5月，《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即“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不仅强调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进一步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规范，弥补了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