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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伦理自主性现实困境与价值选择 　　摘要：本文由李文娟知情举报被打击、迫害事件入手，阐述科层组织内公职人员伦理自主性面临着效忠困境和科层制对公职人员伦理自主性的侵害，从“经济人”假设、“代理转化”角度解释伦理自主性丧失的原因。笔者认为，通过限定行政忠诚的限度，从不合理的盲从转向合理服从以期超越科层制，能够将伦理自主性落实至每个公职人员个体，并从本质上实现真正负责任的行政。 　　关键词：公职人员 伦理自主性 知情举报 　　▲▲一、案例分析 　　（一）李文娟举报事件 　　李文娟，原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2000年，在鞍山市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计会科负责税收款项的账目登记的过程中，李文娟认为她发现了税务局内部存在一些违反国家税收法规的行为。在犹豫了5个月之后，李文娟于2002年6月瞒着家人，独自进京，向国家税务总局等单位举报了鞍山市国税局的五项违法违规行为。在此之后，虽然李文娟举报的问题得到国家税务总局的证实，但是她却受到同事们的排挤，单位的非正常监督和强行调动工作等一系列非难。不仅如此，李文娟先后两次被辞退工作，被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最后被劳动教养一年。[1] 　　（二）伦理自主性范畴概述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李文娟的举报所属单位违法违规的行为是其伦理自主的行为表现。公职人员伦理自主性指，公职人员作为行政的主体，在行政活动中并不是无意识的主体，他们需要对所面临的伦理问题自主进行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并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库柏在其《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一书中指出，个人伦理自主性的构成包括：对工作组织进行限定并培养一种超越组织的身份认同；建立法律和法规机制以限制组织的权力和保护个人行使伦理自主的权力；培养组织内外价值观、权利、职责和义务等自我意识。[2]在现实生活中，诸如李文娟事件屡见不鲜，公职人员的伦理自主性存在着重重困境。 　　▲▲二、公职人员伦理自主性的现实困境 　　（一）知情举报：举报人成为受害人 　　李文娟作为国税局的局内人，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了单位违法违规行为，并利用工作机会复印了相关账目证据以进行实名举报，属“知情举报”行为，她掌握了外界不易掌握的滥用权力的内情，熟悉外界不易熟悉的贪污腐化的手法[3]。可以说，知情举报是揭露腐败行为的利器。 　　奈德（Ralph Nader）在《知情举报》（Whistle Blowing）一书中赞扬其作用：“知情举报照亮了我们社会的黑暗角落，挽救了生命，防止了伤害和疾病，制止了腐败、浪费、资源的滥用。反过来，如果缺乏这样的专业和个人的责任感，这种状况就将永远继续下去。”[3]如同在央视采访中李文娟含泪的表述一样，举报人成为了受害人：排挤、监视、辞退、劳教、绝望、恐吓……种种直接迫害和间接压力接踵而至。知情举报人像废弃的大炮一样被他的组织所遗弃。 　　（二）忠诚困境：对上级负责与对公众负责 　　忠诚是儒家伦理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指诚恳、尽心竭力为人着想的人格和态度，即“尽已之谓忠。”[4]而从现代视角看，忠诚的重要意义不减，普遍将其视作行政道德的基本原则。忠诚的出发点是服从，服从上级和组织的意志和政令，按上级及组织的要求和方针办事，不违抗，不推诿。忠诚对行政组织有着重要的意义，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以权力效应的“双峰对成”理论解释个人服从的理由：“组织只有赢得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的服从。其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服从的程度。”[5]可见，在行政组织中，成员对上级的服从是组织权力得以传达和执行的必要保证。 　　公职人员效忠的对象仅仅是其上级和所属组织吗？对上级忠诚抑或是对人民忠诚，这就是一个忠诚困境。李文娟为了捍卫国家利益，捧着一颗忠于广大人民的心向有关单位反映问题，戳破了所在国税局的腐败之瘤。她进京举报前长达5个月时间的犹豫恰恰反映了在忠于上级、组织和忠于公众之间的价值认识和行为选择是艰难的。 　　（三）理性牢笼：科层制与自主性的张力 　　现代社会，尤其是官僚组织科层制管理之下，个体变成了“组织人”，如同摩登时代中的工人，只是庞大机器的附庸，最终会被卷入机器之中，失去其存在。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官僚制是一种理性官僚制。理性化是指整个生活都从属于一种共同的评估和测量形式――即对达到具体目的所采取的最有效的技术手段进行评估。理性化的要义在于区分目的和手段，并且忽略价值判断而重视达成目标的工具和手段，重视投入和产出的计算。从更大的背景看，科层化作为一种普遍的秩序，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理性化的一个集中表现――法理权威作为主导的合法性、科层制作为组织的普及形式。韦伯的科层制是一个理想模型，以效率为导向。整个官僚制的体系就像一个庞大的机器，行政人员只不过是这个庞大机器中的齿轮而已。[6] 　　因而，公职人员的伦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