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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公诉阶段刑事与解制度 　　刑事和解是现代西方刑事法学的创举,在刑事司法体系内对被害者利益及罪犯利益实现了双重保障的一项制度,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近年来,随着我国刑事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刑事和解身影。 　　一、刑事和解的价值理念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案件发生后,经由调解人的帮助,让被害人与犯罪人直接协商,使犯罪人承认其罪行,从而解决刑事纠纷。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理念,对于保护被害人和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刑事和解制度之所以受到东西方刑事司法的青睐,是因为其存在的制度价值符合现代司法所追求的公正和效率价值。 　　1、公正价值。公正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也是评价一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价值基准。随着报应性司法向矫正性司法的转型,刑事和解在实现刑事追诉目的的同时,以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为核心,同时兼顾被追诉人及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被追诉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 　　2、效率价值。效率与公正一样,也是人类社会的一项重要价值目标。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充分诠释了刑事诉讼中的法贵神速的诉讼效率价值。刑事和解运用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理论,以效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价值理念。效益最大化理论主张个人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和无价的,相对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为追求这一权利所付出的资源与社会成本而言,其价值可以做出衡量和舍弃;个人的权利可以由其主体根据利益的综合权衡放弃、交换和交易,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成本的计算与权利的主张同样重要,而根据效益原则放弃权利、做出妥协,较之坚持无效益的权利主张可能更合乎理性;社会和国家在司法救济上的投入不应是无限的,而应根据成本、效益原则设计或改革诉讼程序,建立和发展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即使这些方式在某些方面不尽符合程序正义的标准。 　　二、公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具体情况 　　(一)适用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 　　为保证刑事和解的有效性,适用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应当尽量设计周全。在公诉阶段对某一案件适用刑事和解,至少应当符合以下前提条件:1、加害人与被害人均为自然人。由于刑事和解并不仅仅是加害人对被害人进行经济赔偿,其更加注重的是在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情感交流的基础上,通过加害人的真诚悔罪以及对被害人的赔礼道歉,使被害人的精神创伤得以修复,进而恢复社会和谐。而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以及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等,由于侵害的是公众和国家的利益,其受害人是国家和社会,从主体角度而言,同样不适合进行刑事和解。2、加害人与被害人自愿进行和解。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原则性前提,绝不能违背当事人意愿进行强行和解或诱惑和解。3、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理论上一般认为,刑事和解必须建立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之上,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但是也有学者主张,案件性质难以界分的案件和存疑的刑事案件同样可以实行刑事和解。笔者以为,刑事和解不是辩诉交易,辩诉交易往往是出于减轻控方败诉的风险等方面考虑的,而刑事和解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在没有分清是非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也容易反复,反而留下隐患。因此,刑事和解应当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4、加害人认罪并真诚悔罪。刑事和解的前提之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刑事和解的初衷之一是为被害人提供疏通情感阻滞的渠道,如果没有加害人有罪答辩的先决条件,根本无法达到预期和解效果。所以,加害人出于自己真实意愿的认罪并真诚悔罪,往往是决定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关于在公诉阶段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究竟应当如何限定,大致有以下四种主张:一是认为刑事和解适用范围侧重于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就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二是认为刑事和解适用于所有的轻微刑事案件和部分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三是认为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除最严重的犯罪以外的其它所有刑事案件;四是主张所有被害人为自然人的刑事案件,即使是严重的犯罪案件也有适用的空间。 　　三、刑事和解制度在公诉阶段适用的建议 　　借鉴国外立法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在公诉阶段的适用虽然各地检察机关借助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显示了该政策的强大生命力,但目前也面临一定的难题。从上述我国刑事和解在公诉阶段适用的现状分析及对于国外规定的借鉴,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和解在公诉阶段的适用应当完善以下方面: 　　第一,目前,我国的基本法律并没有给予刑事和解制度以明确法源,因此亟待立法机关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