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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参与约束与最优战略性进口关税 摘要 本文引入厂商参与约束，拓展BranderSpencer(1984)的研究框架，构建厂商参与约束下确定最优战略性进口关税的一般框架，并以线性需求为例，提供求解最优关税的可行步骤。研究表明：基于厂商参与约束，在不同的参数区间下，最优关税下的市场结构可能呈现寡头、国内厂商垄断及国外厂商垄断三种不同模式。若厂商的固定成本为零，厂商参与约束并不影响最优关税的具体数值；但就厂商固定成本非负的一般情形，最优关税的具体数值将随参数区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关键词 参与约束 战略性进口关税 固定成本 一、引言 反倾销作为符合GATT/WTO规则的一种贸易保护措施，被诸多国家频繁地用于保护本国产业。中国自1997年对原产于加拿大、美国、韩国的新闻纸发起首例反倾销调查以来，已陆续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累计200余例，产品涉及化学、电子、冶金、造纸、纺织、医药和轻工业等多个行业。尽管自由贸易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但反倾销措施至少在短期内通常会表现出明显的产业救济效应（鲍晓华，2007），故对某些幼稚产业或战略性产业，借助反倾销措施缓解竞争压力促进产业发展，逻辑上有其合理性，实践中也是可行的。但是，反倾销税的征收不能片面地保护国内产业，而应符合公共利益原则（沈瑶、王继柯、单晓菁，2003；朱钟棣、鲍晓华，2004）。换言之，最优反倾销税的确定应基于本国整体福利最大化而非简单地参照倾销幅度。WTO反倾销守则支持公共利益原则，并明确规定，反倾销税不得超过倾销幅度，但可以低于倾销幅度。不过，就反倾销实践而言，几乎总能找到“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证据，且对倾销幅度的认定尚没有严格统一的客观标准，故WTO反倾销守则中关于“反倾销税不得超过倾销幅度”的规定很难对最优反倾销税率的决定产生实质影响。考虑到倾销厂商在进口国市场上通常具备一定的垄断力量，反倾销税在某种程度上即可视作战略性进口关税，国内学者在构建反倾销税的理论模型时，也多将其等同于战略性进口关税（沈瑶、王继柯、单晓菁，2003；钟根元、王方华，2003；王珂珂、钟根元，2009；冯宗宪、向洪金，2010）。由此，我们回顾战略性进口政策的相关文献，希望能够找到如下问题的答案：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应如何确定最优反倾销税？ BranderSpencer(1984)的研究是战略性进口政策的开山之作，他们考察国内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市场上进行古诺竞争的情形，并发现了最优关税为正的一个充分（但非必要）条件是：国内价格的上升低于税收，这在后续文献中(HelpmanKrugman,1989; Feenstra,2004)通常被称作“贸易条件收益(terms of trade gain)”。然而，“改进贸易条件的关税会提高社会福利”的结论成立需要一个额外的条件，即征收关税后国内厂商产量增加，但这一条件并不必然成立。为此，Brander（1995）施加 “战略替代”的额外假设以保证上述条件成立。“战略替代”的概念由Bulow, Geanakopolous, and Klemperer(1985).提出，它意味着每一厂商的边际收益随着其它厂商产量的上升而下降，若将厂商产量视作战略变量，则它们是“战略替代”的。根据Feenstra(2004)，该假设是征收关税后国内厂商产量增加的充要条件。就战略性进口政策，能够明确的基本结论是：若满足贸易条件收益和战略替代假设，则最优关税为正，低关税可以提高社会福利。常见的线性需求函数因同时满足贸易条件收益（Brander Spencer，1984）和战略替代假设（Brander，1995），故此时的最优关税严格为正。 战略性进口政策的经典文献聚焦于判断最优关税的符号，却很少涉及如何求解最优关税的大小，这主要有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两方面的原因。就研究目的而言，战略性进口政策的研究重点在于揭示，当市场结构为不完全竞争时，自由贸易可能不再是最优选择，论证最优关税符号为正即可满足研究需要；就研究方法而言，HelpmanKrugman（1989）认为最优关税可以藉由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到，则最优关税大小的求解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数学运算过程。然而，一方面，如果想要借助战略性进口政策的研究结论为反倾销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则我们必须关注最优关税的大小，因为在反倾销实践中需要明确如何制定最优反倾销税；另一方面，由一阶条件得到最优关税的求解方式忽视了厂商的参与约束，事实上由Brander Spencer(1984)提出并为后续文献所沿用的经典框架，并未充分考虑厂商产量的非负约束及由于固定成本所导致的厂商利润的非负约束。 BranderSpencer(1984)的讨论基于一个隐含假设，即：古诺竞争的双寡头模式始终存在。然而，古诺均衡下两厂商的参与约束并不必然成立，双寡头的古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