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窑瓷题文杂识.docVIP

长沙窑瓷题文杂识 　　一、题诗源于岳州窑 　　以诗文饰瓷以往均认为出自长沙窑，然从新近出土并流于民间的资料看，这种说法须予更正。据了解，湘阴县城曾出土一件青瓷碗，内底贴塑一鸟，碗内下腹有戳印团花纹，上腹饰两组复线弦纹，两组弦纹之问划有小方格纹，方格内填有刻写的五言诗一首：“市朝非我志，山水得余情。琴逐啼鸟口，酒共落花倾。”（图一）另一南京城家在该市区工地上也采集到一块类似碗形残片（图二），内底印团花、忍冬纹，腹部同样饰两组复线弦纹，弦纹之间以短竖隔成小方格，方格中刻诗文：“醉一口（席、?）诗若无此二。”另，长沙李吴先生本人收集到一残片，釉色偏褐，下腹近底印团花及忍冬纹，口沿以同样方法刻诗，惜字仅存“歌阳春”三字（图三）。南朝诗人吴迈远有诗《阳春歌》，其中有“宋玉歌阳春，巴人长叹息”之句。唐李白也有乐府诗《阳春歌》。前两件标本的文字都提到酒、孵等意境，可见此碗的功能与酒有关，当为酒碗、酒盏。这些诗文当与唐代兴起的酒文化有关。如果说长沙窑与岳州窑有诸多渊源，这便是其中之一。同样，长沙窑瓷器上的题诗、警句箴言绝大部分题写于茶具、酒具的壶、碗（盏）上（李建毛：《长沙窑与唐代茶酒》，《茶酒：长沙窑瓷与诗书画结合的媒介》，湖南省博物馆第一、三期，岳麓书社2004、2006年）。由此也可看出岳州窑与长沙窑之间的传承关系，同时也可看出唐代商品经济发展后，伴随市井文化悄然兴起的茶酒文化。有趣的是，唐代酒文化的兴盛比茶文化早半拍，从唐诗中可见看出，初唐便有许多饮酒、品酒的诗文，据统计，《全唐诗》中直接与酒相关的诗篇约12000余首，几占总数的22%，时间上贯穿唐代始终。而关于饮茶的诗出现稍晚，《中国古代茶涛选》（钱时霖选注：《中国古代茶诗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所选茶诗的作者年代，最早为8世纪，茶诗的流行是茶文化兴起的重要标志。从时间排序可见，岳州窑刻诗时只流行酒文化，而茶文化的兴起正与长沙窑的鼎盛时间对应，也就是说长沙窑处于茶酒文化并行的时代。从书写方式看，岳州窑题诗为刻划，先在将干未干的胎上划刻写，再施釉覆盖，字迹通过釉的深浅变化得以识读。而长沙窑作为彩瓷窑，则是在洁白的化妆卜上，以毛笔蘸彩书写，再罩上透明青釉，形成较强的色差对比，非常醒目。而且字体也跳出岳州窑的蝇头小楷，变为挥洒自如的楷、隶、行、草等书，书写部位不再同于碗的内口沿，而是位于器物最为醒目的部位，器形也不再拘泥于碗盏，有碟、壶、枕等物。问题在于，瓷器题文现象为何最早出现于既非政治中心、对非经济中心的湖南地区所在窑址，这值得深思。 　　二、书写人身份 　　关于长沙窑瓷器上题写诗文的书者，笔者也曾做过一些推论，认为是唐科举制实行后社会上山现大批未能通过科举入仕的学郎，经历安史之乱，大量衣冠南迁，部分贵族豪强南迁后失去原有的土地和财产成为破落户而转谋他职，长沙窑题文作为新兴的职业未尝不会受到这些略通文墨且处境欠佳的人所关注。然从敦煌文书可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大都市出现专门抄书的职业书手，抄书后须对抄本进行三次校对，当今出版此的三校制恐由此而来。如敦煌文书伯P3278号《金刚经》残卷末尾就有这样的题记（转引自：方广铝、许培玲《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及其价值》，《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 　　上元三年（676年）九月十六日书手程君度写 　　用纸十二张 　　装潢手解集 　　初校群书手敬诲 　　再校群书手敬诲 　　三校群书手敬诲 　　详阅 太原寺大德神符 　　详阅 太原寺大德 嘉尚 　　详阅 太原寺主 慧立 　　详阅 太原寺上座道成 　　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德 　　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阎玄道 　　这些佛经在长安由写经坊抄出，类似题记在敦煌遗书中亦甚多，共有三十多号。一些书手不仅抄写，有时也负责绘画，如四川博物院藏的敦煌绢画，其中一幅为开宝二年（969年）千手千眼观音像，主尊上方两侧各绘一童子，榜题均为“持花化现童子”，发愿文书有“清信弟子节度押衙知上司院书手张定成，奉为故慈父及兄，发于弘愿，彩会尊容”（董华锋、林玉：《四川博物院藏两件敦煌绢画》，《文物》2014年第1期）。也知当时官府内设有书手这类职位。由于民间需求的增长，民间也当有书手之业，长沙窑瓷器题文无疑出自民间“书手”，绘画也同样出自他们之笔。有意思的是他们书写时，仍保留当时官方书手的范式，据徐俊先生研究发现，敦煌文书在抄写过程中校埘时发现文字序颠倒时，往往在字右侧或右上侧打勾（√），如敦煌遗书写卷《佛说十王经》上的修改符号（红色箭头处）（图四），表示该字应与前一字对调字序。罗振玉编纂的《鸣沙石佚书正续编》中的《太公家教》中“日月虽明，不照盆覆之下”（图五），原文本是“不照覆盆之下”，但盆覆二字倒序，故在覆字旁打“√”。而长沙窑也如此，如长沙市博物馆藏的“鼓价”，上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