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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中国故事 　　在西方叙事影响下，理论界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中国故事。中国故事不是中国人讲的故事，也不是讲中国人的故事，就叫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发展几千年，自有它内在的特点，区别于西方叙事。 　　中国故事不但包括戏剧，小说，还有神话和传说。而中国故事概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受西方叙事体系下的小说而言的，小说又分通俗小说和纯文学小说。 　　什么叫小说，为什么小说需要叙述故事？ 　　“小说”的最初所指意并不是指文学作品之一的小说。它作为一个名词最早见于《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原意是指与大道相对的小道之术，如孔、墨、杨各家皆被庄子统归于“小说”。可滑稽的是，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庄子却被尊为了“小说”的鼻祖，这并不是说庄子之道成了小道，而是一改前辙，用叙事的方法在讲述大道。正如老子《道德经》二十一章中所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大概正是老子的这句话，催生了《庄子》这部用叙事曲线说道的绝世佳作，不但改写了中国哲学的方法论，也变相地开启了中国的小说先河，所以直到今天，现实主义小说表义的方式仍是庄子式的，通过事象、景象、形象、气象等等，让鄙视小道的庄子一直被视为“小说”的鼻祖。 　　事实上庄子小说鼻祖的身份并没有得到历史的普遍认同，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的起源一直没有定位，除了庄子说，鲁讯还认为小说属于“神话传说”慢慢演进而成的：“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而更多的解释应该“稗官”采集小说，相当于周代的“行人”之于“采诗”，只是地位却远远不及诗歌，其地位一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是“阊里小知者之所及”，是“君子弗为”的“刍荛狂夫之议”，是为“正史”所排斥的“逸史”，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一直犹如乡村野姑，明清时期还游走在中国文学的边缘，没有真正登进“中国古典文论”的大雅之堂，所以文人写了小说，一般不敢署名，害怕沦为“刍荛”。 　　古人对小说之态度，就像眼下小说家鄙夷故事一样。小说到底是不是小道？故事在小说中的作用是不是真的该受鄙夷？ 　　如果细读《庄子》，你会发现庄子说的“小说”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并不是同一个所指。且不管庄子的“小说”是指何意，单说《庄子》一书的“小说”方法论，和当下小说叙事法大致相同，也就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曲线传道。而班固所说的“小说”，只是类似于史官的直接记事……后来两种手法被小说家杂揉合流，变成了现在的小说。从实录记事到对“道听途说”挑选并再造，也就是后来鲁迅所说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挑选和开掘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小说”“大”起来。换句话说，决定小说是大还是小，就在于所挑所掘所营造的“事”们。 　　所叙之事的含金量、隐喻性、比兴力曲线传道的大小，按照中国诗学的说法，应该叫象外之象，滋味说，神韵说，境界说……等，体味它们的方式都是通过“事”曲品到的。这也是钟嵘之所以提出“滋味说”的原因，朱熹之所以重申“滋味说”的原因，都是为了重申和强调艺术的本质特点：曲线表义。从而我们可以看出，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到章回小说，再到话本、笔记体小说和元曲，其传道方式都是庄子式的。曲线的“小说”，也可能正是由于它曲线妙传的表义方式，才有了“诗无定诂”的审美过程。所以两千多年来，小说看似“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中间都有一个以“选”为“造”的过程，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营造过程，从而让话本、笔记体小说、话说、章回小说……从道听途说慢慢变成了小中见大的艺术，正如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可观的内容不仅仅是小中见大，也是可小可大的，可大可小的关键则在于作者的“选”事功夫。 　　事，也叫事象，从《河洛图》、中国文字学、八卦学和易经……一直到民国四大家，象在中国文化中的存在价值，都是为了磨生相荡生出无穷之义，随后得义忘象。所以“象”在中国古典文论里，在中国古典哲学里，一直都是一个骨髓级的重要概念，说明古人在远古时期已经悟出了道不能直说，需借象曲传，从术数到文字，从卦符到艺术，象都是我们认知世界、认知自己、认知艺术的一个根儿。 　　也正是这个原因，兴起了中国古代诗人借物抒情和比兴手法的运用，兴起了当下隐喻学的研究。因为“象”借得好不好，直接关乎着道的爆发力度，直接关乎着逸神妙能的四个审美层次。比如“一片冰心在玉壶”，作者为何不借铜壶、铁壶、紫砂壶？原因就是这些壶与作者要表达的意象之间构不成以实求虚的功能。作者在营造的过程中，便通过筛选，选了一把玉壶，原因就是玉和竹、梅等物象一样，在中国文化里有特殊的喻义，象征着君子、正义和高洁。正是因为玉壶借得好，与整个中国文化之间产生了摩荡相生的生义力度……?亩?我们可以看出，凡是归于艺术门下的，其表义手段多是曲求于象，来以实求虚，以虚推实的。 　　由于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