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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的李达 　　李达是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后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的。1932年2月，他从红五军团调至湘赣苏区，一年之内便由连长提升为红八军参谋长；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后，又任第十七师参谋长。他参与指挥了保卫湘赣苏区和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许多次战斗。 　　红军长征做先导 　　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酝酿战略转移。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湘中开创新的根据地，并与贺龙任军团长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图是：以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遣队先期行动，兵进湖南，调动国民党军，在湖南中部开辟一块与红二军团相呼应的根据地，以便中央红军向湖南西部实行战略转移时，获得接应和立足之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第一步到达湘南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第三步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征的征途。这实际上也是红六军团长征的开始。红六军团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后，于8月12日进至湖南桂东的寨前圩。此前红六军团仅有番号，却没有成立领导机构，于是在这里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中央代表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委兼第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兼第十七师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龙云、甘泗淇分任第十八师师长、政委。全军团共9700余人。 　　红六军团开始西征后，湖南、广西军阀慌忙布置重兵堵截。李达反复研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红六军团确定的行军路线后，认为有必要根据实际军情做出调整，以避免陷入国民党军的重围。他的意见得到任弼时、萧克、王震的重视，红六军团不断调整行军路线，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令围追的国民党军疲于奔命。 　　中革军委要求红六军团每天用电台报告行军路线和宿营地。李达每日夜间均拟出向中革军委报告的详报。此时，因贺龙部的电台损坏无法取得联络，红六军团首长和李达并不清楚贺龙所率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李达只能根据中革军委发来的通报及国民党军的动向，判断红二军团的大致方位供红六军团首长参考。李达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红六军团向着湖南、四川、贵州边界地区挺进，一步步地接近了红二军团。 　　李达发现，红六军团每路经一地，该地过后不久就会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李达心里感到奇怪，敌人为什么不炸红六军团，而偏要炸红六军团曾经路过的地区呢？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一份湖南出版的报纸，才找到了答案。在那张报纸上，有一则报道红军动向的文章，提道：“前面乌龟爬开路，后面乌龟跟着来。”李达猛然醒悟：中央红军是按照红六军团西进的路线行动的，红六军团实际上正在担当中央红军的先导。他顿时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历尽艰险找贺龙 　　9月26日，朱德给红六军团发来电报：“我二军团的部队已占领思南、印江、清江并向石阡前进”，要求红六军团“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电令，经广西进入贵州。军团首长命令李达带领第十七师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和机枪连作为先头部队开路。 　　10月7日，红六军团在贵州石阡县的甘溪镇与广西军阀桂军第七军遭遇，陷入湘、桂、黔国民党军24个团的重围。战斗失利后，红六军团被截为三段，情势十分危急。 　　李达指挥先头部队与桂军激战至黄昏后突围，清点人数，共有不同建制的400余人。李达临时将这400余人编为特务团，并在队前作了振奋人心的动员。随后，他带领着这支被打乱建制、又与军团主力失去联络的孤军去梵净山区寻找贺龙部。 　　李达平时很注意收集各地的地理资料，所以他虽未去过贵州，却对黔东的梵净山区概况有所了解。此山海拔虽只2000多米，却山势峭耸、易守难攻，便于部队驻扎。李达判断，贺龙部很可能就在那一带出没。询问本地老乡，老乡们证实，梵净山区的确驻有一支军队。 　　李达率特务团转战9昼夜，在沿河县水田坝一带的山上发现了一支穿便衣的部队。李达用望远镜观察这支部队，见他们虽身着便衣，军事动作却像受过正规训练的，估计很可能是红二军团部队，就派人向他们喊话：“我们是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来找贺龙军团长的！”山上果然下来人接头，他们正是由红二军团改编的红三军。就这样，李达找到了贺龙军长和关向应政委，见面后立即向他们汇报了红六军团的情况，贺龙当即决定第二天全军出发，接应红六军团。 　　李达率特务团仍作为前导，寻找红六军团主力。10月23日，遇到了失散的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10月24日，在梵净山西北方向的木黄找到了红六军团主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