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家暴,你必须说“NO!”.docVIP

面对家暴,你必须说“NO!” 　　每天，家暴受害者们发给Kim女士的故事都充斥着绝望。一个中年妇女发来伤照，并恳求“看过赶紧删掉，老公知道会打死我的”。一个16岁的女孩说她“蜷在床上，看爸爸打了妈妈4个小时”。 　　她们通过微博或邮件，向Kim默默求助。有时甚至求助都不是，就只是讲述，讲她们的恐惧、无力，以及走投无路。在与1200多个家暴受害者的通信中，Kim问她们为什么不报警。很多人答“他们不管”或“我没证据”。 　　“我理解她们。”Kim说。她自己也是一名家暴受害者。只不过，她是美国人，而施暴的前夫是李阳，疯狂英语的创办人。 　　1 　　在北京，她和3个女儿住在三环内一幢高档公寓里。房子不属于她，而是属于前夫的妹妹。李阳几乎把所有在京房产都放到了妹妹名下。这处欧式风格的居所是复式，收拾得干净温馨。但Kim当然记得，就在这里，她被前夫打过不止一次。 　　2006年，孕中的她被李阳推倒在地，他们4岁的大女儿李丽目睹了一切。下意识的，Kim报了警。但她以为被打是自己的问题，于是找到了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中心”）求助。随后，李阳道了歉。 　　但家暴仍旧重演。2011年，李阳骑在她背上，摁着她的额头往地上撞。两岁的小女儿李华在尖叫，她跑过来想拽开父亲。Kim记得那天是8月30日，她带着脸上和身上新的瘀伤，怀抱哭喊的孩子，坐在北京一所警局内。屋里烟雾缭绕，亮着荧光灯，执勤警官的反应让她感到难以置信。 　　“你想让我们做什么？”警察问额头红肿的Kim。“你们能做什么？”Kim捂着流血的耳朵。“罚款行吗？我们可以罚他1000块。”警察跟她商量。“你们能不能告诉他，别打你的妻子？” 　　一名女警官这样安慰她：“你和你的丈夫都是好人，请冷静一下，回家去，会没事的。”会没事？类似的话她听得太多了。2001年，李阳在公司打了Kim一耳光。那是他第一次打她。一屋子同事围拢过来。“他们都劝我，他爱你，他工作压力大。”Kim摇头，“没人说他打人不对，没人。”Kim原谅了送花道歉的他，说“我也有错”。这话让她后悔：“第一次最重要，你必须说‘不，打人不对’。” 　　“家暴像牙疼，越拖越严重。”暴力下的母亲以为苟延残喘的婚姻能保护孩子，但“家暴比离婚对孩子造成的危害更大”，Kim花了10年，才参透这些理。 　　曾经，在写给红枫中心的叙述家暴的信里，信末她都会忍不住写一句“我爱我的丈夫”。她属于红枫中心接到的几千起家暴案中的那70%：这些受害者都希望保住家庭。 　　十年间她也想过离婚，但找了律师才知道律师费“那么贵”。她没有钱，而中国法律倾向于把孩子给有保障的一方。尽管李阳对外宣称疯狂英语2010年的营业额是2亿，但Kim身上的钱却很少超过2000元。 　　“他在经济上仍对Kim进行控制，把财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为这对夫妇做过心理咨询的红枫中心的王行娟回忆。离婚前Kim没有银行卡，丈夫的多处房产没一处在她名下。离开意味着更大风险。“在中国，女性离婚可能意味着失去一切。财产，房子，孩子。我是个妈妈，绝不能失去我的孩子。”Kim对记者说。 　　但正是“为了孩子，不愿再在孩子面前挨他们父亲的打”，2011年8月30日的那场家暴彻底引爆了Kim的去意。她开始用美式思维与这种风险博弈。比如，注意收集证据。 　　那次家暴10天后，李阳才到了派出所。Kim提了4个要求。丈夫要写下“我打了Kim，这不对，以后我不会再有暴力行为”的字据；丈夫要看心理医生；1000块罚款捐给红枫中心；丈夫要发微博，公开承认家暴且道歉。最后一个要求让李阳大发雷霆，他在派出所拍了桌子。这个行为使警方改变了态度―据Kim描述，他们起初是很有些疏离的。一个警察拽着李阳出去抽烟，Kim听到他说：“你妻子要求算不高了。” 　　按了指印的字据在后来庭审时成为关键证据，而承认家暴的微博使李阳家暴案广受关注，为Kim带来了舆论声援。 　　2 　　在美国，家暴解决的法律程序非常畅通。2011年Kim回美国为女儿办新护照，她告诉法官申请紧急监护权是因为家暴，法官愤慨地看着她受伤的额头，又和孩子们单独交谈5分钟后，就下发了保护令。全程不超过半小时。 　　最终她还是选择回到中国，依靠中国法律解决问题。她觉得回美国是一种逃离。她经常教育孩子们的一句话是，遇到难事不要run away，要face it。而自从家暴事件被公开，那些给她发倾诉信的中国家暴受害者们，也让她开始琢磨，怎样能和她们一起在中国?出一条路。 　　2011年10月24日，Kim向朝阳法院提请离婚，要求抚养3个女儿，同时，她开始申请她在中国的第一道人身安全保护令。 　　当年是我国引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第三年。有了保护令，一旦发生家暴，将无需再走报警、鉴定、调解的流程，派出所可以将施暴者强制带离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