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悟汉语文本教学的重要环节.docVIP

顿悟汉语文本教学的重要环节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要求中学语文教学“注重个性化的阅读，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获得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即便是高考语文试题，考生能否顺利完成测试，正确领悟文本内容的能力起了决定作用。几乎所有的题型都与这种能力密不可分，可以说，语文高考考的就是考生领悟文本的能力。培养并提升学生的领悟能力，理应贯穿于整个语文教学过程中，贯穿于所有的语文教学行为中。而在汉语文本阅读教学过程中，“顿悟”的价值不可低估。 　　“顿悟”原为禅宗术语，相对于“渐悟”，它强调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迅速领悟佛法要领，人们耳熟能详的“面壁静坐”“明心见性”“当头棒喝”“醍醐灌顶”等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渐悟”则是指学习者经过长期思考即行动，逐渐领悟到某种道理或习得某一种能力。“顿悟”有可能存在于“渐悟”的某一种环节中，可能是某种渐变之后的质变，但无论如何，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顿悟更强调学习者的自主领悟和个体体验，强调对学习对象的整体感知，因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领悟更深刻、更接近本质，也更具持久效果。我以为，“渐悟”更多体现在与逻辑思维相关的活动“如自然科学、议论文本阅读”中，而“顿悟”则常常体现在文学作品阅读中，尤其在汉语文本阅读中，顿悟更显示出独特的意义。 　　顿悟之所以有其独特优势，是由汉语文本自身特点决定的。在拙作《触摸语言》一文中，我曾经谈到汉语言有一个特点，即它的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1]。这一特点反映在汉语文学中，就是抒情达意的委婉含蓄及其特有的韵致。某一个语词的特定含义，只有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它才真正凸现出来。季羡林先生在《作诗与参禅》一文中，对汉语这一特点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季老指出：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东方（中国）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是综合的。[2]汉语言的这一特殊性，再加上汉字的表意特征，决定了在品味汉语文本时，不可能照搬阅读西方语种文本时的理性分析，应通过“顿悟”登堂入室，直达文本及写作者的内心世界，而“渐悟”及其他手段更多是一种辅助手段。 　　事实上，顿悟自古以来就贯穿于汉语文本阅读指导中，成为中国优秀教育传统之一。南宋文学家严羽的《沧浪诗话》“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只有“悟”才是“当行”、“本色”，不过悟的程度“有深浅，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而已。陆九渊则提出：“学者读书，先于易晓处沉涵熟复，切己致思，则他难晓者涣然冰释矣。”（《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自存本心，从大处着眼，“一是皆是，一明即皆明。”（《卷三十五》）[3]由此可见，“顿悟”不是由局部到整体、由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而是直接把握整体的彻悟过程，是整体的形成和被体认的。无论是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内视反听”，还是明代学者王守仁倡导的“静处体悟”，都贯穿了这一传统的精髓。 　　近代西方一些教育家和心理学家也纷纷注意到顿悟在学习中的独特作用。如格式塔心理学家苛勒通过对猩猩行为习惯的研究发现，猩猩通过顿悟最终走出了思维的困境。苛勒指出，顿悟是通过学习者重新构建有关事物的形式而实现的，他用一种新的方式看待整个情境。由于是真正了解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因此这样的学习特别不容易遗忘，而且很容易迁移到其它新的情境中去。一个人学到什么，直接取决于他是如何知觉问题情境的。如果他看不出呈现在他面前的问题，看不出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那么他对事物的知觉还处在无组织的、未分化的状态，也就无所谓学习了。[4] 　　显而易见，顿悟在汉语文本领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作为以传承祖国文化为使命的中学语文教学，在引导受教育者理解并接受汉语文本（尤其是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理应充分运用顿悟这一手段，引导学生通过顿悟走进文本世界。这是语文教师的课堂使命之一。 　　那么，汉语文本阅读中顿悟的产生，需要哪些条件？ 　　首先是阅读者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每一个接触文本的人，都不是一张白纸，他之前所受到的教育、阅历及书本阅读经验都会影响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这即是迦达默尔所说的“前理解”。学生也不例外。迦达默尔指出，人们在阅读一个文本时，不是一无所有的阅读，而是带着一种前理解去理解一个陌生的文本，以自身的解读赋予文本以意义，前理解是理解意义的必要条件。他说：“谁想进行理解，谁就可能面临那种并不是由事情本身而来的前意见的干扰。”[5]这些阅读经验和教育经历部分来自学校和教师，部分来自家庭和社会，他们因接受者的角色身份差异、智力差异、接受信息差异、生活环境差异等因素而导致“前理解”的层次不同。这些“前理解”带来的“干扰”，将直接决定“顿悟”的质量，这种干扰有可能是正面的、积极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消极的。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面对同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色情，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