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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未来的水晶球 　　 1 历史之镜 　　对技术的指责往往源于天性 　　新的网络通信技术带来了远程交流革命，使之前所未有的廉价和方便，同时得到了商业世界的热情拥抱，引发了一轮投机泡沫。对于新技术，支持者极力吹捧，反对者则大肆鞭挞。它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也带来了新的犯罪方法。这听起来像是1990年代互联网的故事，实际上，却是19世纪中期电报的故事，被人们称为“思想大道”。 　　当前的和一百五十年前的技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起源于娱乐，又都具有实用性。以史为鉴是我们预测未来的三种工具之一，或者至少让我们的猜测更加有的放 矢。 　　通过这种横跨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历史对比，我们有可能预测新技术给社会和文化带来的影响，更加全面、理性地看待各种炒作和质疑，为预测技术发展走向提供线索。它提醒我们，人类对新技术的各种指责往往源于自身的天性。例如，现在被我们称为“网络犯罪”的技术，在拿破仑时代的机械电报网络中就出现了。1888年，一个执法部门的官员这样说：“众所周知的是，没有哪个群体能够比罪犯更快地用最新的技术来武装自己。”这样的话听起来就像现在说的一样。 　　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技术的发展，无论在较短还是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都有很多重复的模式。 　　人们经常担心新发明会侵犯他们的隐私。1880年代，第一台柯达相机引发了人们对于被偷拍的恐慌，这与2013年Google Glass带来的争议何其相似。1790年代的小说、1910年的电影、1950年代的漫画书、1990年代的视频游戏，都曾被指责会腐蚀年轻人的思想道德。从19世纪的卢德主义者到现代机器人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关于新机器抢夺人类工作岗位的恐惧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人们同样担心有些新技术能让人类成为上帝，如核武器、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这些都是现代版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人类是否值得拥有火种。无论这种担心是否值得，充分了解历史上人们对新技术的反应，能够让未来学家、企业家和发明家评估新产品能否被接受。 　　 2 寻找边界案例 　　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不均 　　第二个瞥见未来的方法就是审视现在。正如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所说“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不均”。技术有着异乎寻常的孕育期，有时它们好像是一夜之间涌现出来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能瞄准正确的地方，就能在今天看到明天的技术。这种方法通常被记者和企业人类学家（corporate anthropologist）用来了解新趋势。这种方法可以用来寻找“边界案例”（edge cases）：已经被某些个别群体或者个别国家采用的技术和方法，并没有在全球大规模普及。边界案例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世纪之交，智能手机在日本的出现。 　　2001年左右，带摄像头和彩色屏幕的移动手机在日本已经司空见惯。这些手机可以显示有行走路线的地图，用户能够下载电子书、游戏和其他应用程序。记者和分析家们蜂拥到日本实地考察这种手机。每当日本人到欧洲和美国展会展示他们的手机时，它??都被视为来自未来的物品。 　　日本之所以提前到达未来，是因为其电信业的独立性和专有性，其国内市场足够大，允许本土技术公司能够尝试新技术，而不用担心与其他国家系统的兼容性。有一段时间，《连线》杂志开辟了一个“日本女学生观察”的专栏，专门预测日本女学生（早期智能手机最忠实的用户）今天使用的哪些东西，明天会让其他人纷纷效仿。 　　边界案例也可能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例如，肯尼亚长期以来在使用移动货币方面引领潮流，人们可以把资金从一部手机实时转到另一部手机，就像发短信一样简单。多年前在内罗毕，你就可以用手机支付出租车费，在纽约却不行。 　　这部分是因为肯尼亚的银行基础设施匮乏，从而提供了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起点。在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没有银行账号，来自银行支付系统的竞争压力很小。政治因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2007到2008年选举后的政治动荡期间，移动货币兴起，并被人们视为一种更安全的银行替代物，因为银行往往深陷于种族争端。 　　有时是一群拥有共同兴趣的人，而不是某个特定地区的人，会作为先锋尝试使用新技术。极客是新技术的最早使用者，从电子邮件到Uber。他们也在更广泛的领域充当先锋。例如，技术人员引领了穿戴设备的潮流，所谓“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运动，就是对自身的健康状况和健身活动严格监测，开始只是技术发烧友的小众行为，后来却吸引了大批其他追随者。 　　不可否认的是，所有最终崛起的技术都要经历一个地下发展的时期，仅限于某个特定人群，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寻找这些边界案例，识别这些新兴的技术和方法，更像是艺术，而不是科学。掌握趋势是很难的，但这是无数咨询家和未来学家的拿手好戏，更不用说那些不停寻找新想法和新趋势的科技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