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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恰同学少年 　　此比次对话活动，受到了贵州省委、省顾委、省政府领导的极大重视。活动期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副书记刘正威分别约见了部分参加对话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听取了他们对西部发展和贵州发展的意见与建议 　　 　　1987年对贵州理论界来说，是个难忘的年头。作为中国首次跨省区非官方组织的“发展问题东西部青年学术对话”，由贵州、上海两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发起，并由贵州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组织。虽然在20多年前还没有“西部大开发”的提法，但上海学者杨建文，北京学者王小强、白南风，贵州学者叶小文、王永庆等，已经深入地考察西部、考察贵州，通过实证考察和分析对比，提出了中国发展的长期战略和短期战略应该怎样制定，东西部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消除贫困、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等等一系列问题，以达到消除社会矛盾，维护稳定，达到共同繁荣、富裕之目的，当年在贵州省委研究室、省政府研究室、省经委、省计委、社科院、财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一群富有理想、勇于探索改革理论的青年，常常聚在一起，唇枪舌剑，碰撞出一道道思想的火花。叶小文、王永庆、王干梅、徐新建、徐铁、蔡运兴、雷家驹、孙晓刚、游建西、翟力平、赵国祥、徐国柱、周道志、赵国权、徐昕、王晓卫、董继刚、严为礼、王正理、曾共青等人，就是当时贵州理论界的活跃人物。原省委书记朱厚泽、原省长苏刚多次鼓励他们勇于实践、大胆探索，为贵州的发展作出贡献。 　　 　　贫困地区发展的探索 　　 　　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9年，以农村为突破口，通过包产到户的战略选择，完成了改革的第一阶段任务，随着形势的发展，以企业为先导的城市改革拉开了序幕。当时贵州的情况是：全省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和城市居民平均收入都翻一番多，农业有了新的增长，工业有了相当的基础，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外开放迈开了新的步子，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势头。但同时，贵州省贫困、落后的状况还远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在贵州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人均年工农业总产值仍属于各省之末，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全省农村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尚未解决温饱，87％的人口在农村，基本上是用世代沿用的手工工具、耕作技术搞饭吃，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大部分的工企业也落后于现代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管理水平还不高；我省正处新旧体制交换时期，矛盾很多，困难不小，加快和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十分繁重，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效益和矛盾，仍是贵州长期面临的重大课题。同时这一年全省经济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1　粮食和烤烟计划没有完成；2　工业经济效益不理想，工商企业扭亏增益效果不显著；3　城镇经济效益发展缓慢；4　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5　市场物价上涨幅度较大；6　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短缺，导致发展呈现了较大的起伏，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省委、省政府面对诸多困难，一方面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方面寻求解决主要问题的突破口。同时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务实求真。 　　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不得不认真思考，改革开放9年了，为什么随着改革的纵深发展，东西部问题日益突出，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加大，东西部经济发展对全国的影响，东西部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在这些相互交错的诸多问题中，中国的改革更加体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和前进道路的艰难，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改革的道路应该怎样走?中国发展的长期战略和短期战略应该怎样制定，东西部向何处去?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经济研究的青年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写出了大量分析文章，为省委、省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西部开发的先声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西部中青年理论工作者都感到了对改革前途的关注以及义务。1987年6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杨建文等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在完成东部农场发展模式考察课题之后，带着了解西部，进而透彻了解中国农村的想法来到贵州。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王永庆等青年理论工作者的陪同下，考察了有关村寨和工厂，对一些方案材料作了认真分析，同时，双方进行了有深度的思想观点交换。接着，上海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又分别在安顺与“山地区域发展研究课题组”的成员，在贵阳有关研究部门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进行了座谈与交流。 　　在实证考察和思想碰撞的过程中，上海和贵州的中青年一致认为，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条件不同，东西部理论工作者研究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在研究中形成的思想和观点也不同，而对这三个“不同”，双方理论工作者缺乏相互深入透彻的了解，这不利于研究的深化和认识的提高。于是，双方都产生了让东西部理论工作者直接交流、对话的冲动，初步形成了一个在年内进行一次东西部中青年学术对话的意向性方案。 　　之后，两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就如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