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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台北公共文明比较研究 　　[摘要]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具有个体和社会的二重性，观察者的出现使得社会性得以填充，两者都嵌入在社会行动的文化、社会、历史的网络之中。大陆与台湾同根同源，但各自的发展脉络和社会环境有所不同，栖居其中的行动者自然也形塑出不同的行为方式。习以为常的一些行为方式，只有在不同的场域中与不同的行为方式参照比较时才被凸显出来，引发人们的思考。 　　[关键词]公共文明 行动者 他者 惯习 场域 　　[中图分类号]B8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6-0140-04 　　文明是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文明的表现可以透过外显的人、事、物来认知或识别，也可以通过各种资料来学习或传递。文明虽然可以共享，但在不同的场域环境、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其内涵、表现与作用有所不同。文明通过社会化过程，建构出该社会中人们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惯习。本文采用布迪厄的“惯习”和“场域”概念及“在地”和“他者”的研究视角，对公共文明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即以进入北京的台湾人和进入台北的大陆人为调查对象，了解他们在空间置换过程中，对社会现象的最直观、最快速的差异性感受，探究这种差异性感受背后的原因所在。感受研究虽不免主观性或片面性，但不妨碍成为我们的一面参照镜，引发我们对习以为常了的人、事、物的自我察觉与反思。 　　一、他者：观察者。客位“我”的化身 　　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将他者视为观察者，在“看”与“被看”的感受中认识真实的“我”，形成“反观自身”的效应。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提出“镜中我”的概念，他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其他人关于自己的看法的反映。人们总是在想象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中形成自我的观念。这样每个人都是对方的一面镜子，反映出对方的情况。 　　米德提出了“主我（I）”和“客我（me）”的概念。他认为，个体经验到的自我，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只能从和他出于同一社会群体的其他个体成员的特殊立场出发，来体验他的自我本身。米德用这样的概念来解释如何认识自己，认识社会行动者所具有的个人和社会的二重性。 　　在这个过程中“看”或者“观察”具有一种哲学上视角转换的意义。个体的主体性体现在他能主动选择去“看”，但他看到的物体或对象，是康德所言的“物自体”，他获得了一种知觉，但无法认识到所“看”之物的内在的存在本质。对象究竟是什么，仅凭主体去“看”是无法得知的。我能够确定我的所在，因为我能够“思”（笛卡尔所谓“我思故我在”是一个自身给予的起点），但我怎么能够确认另一一个与我外形一致的对象也是和我一样能够“思”的主体？因此二重性的存在往往被个体性遮蔽。 　　如果将“看”的方向翻转，情况就不一样了。个体在生活世界存在，殊不知自从出生起，就已经附带上缠绕一生的社会联结。这种联结最原本的形式就是“看”，对于主体来说就是“被看”。借由“被看”，个体身上原初的社会性得以显现，“主体间性”也得以可能。无论个体是否独处，是否有所意识，“看”在个体身上的投射，塑造了个体的一部分存在（另一部分是个体投射出去的“看”）。而个体投射出去的“看”，同时又构成了社会中其他个体的存在。当个体感知到“被看”并由此生发出“反观自身”，便形成米德的“客我（me）”或是库利的“镜中我”。因而只需要一个观察者，个体存在的二重性就能得到直接的显现。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将他者视为观察者，将自己置身于异地，在“看”与“被看”的对话中重新认识自我，即我们的公共文明现象。 　　二、对两地公共文明参照比较形成的表层感受差异性结果概括 　　鉴于行动者对自身场域中人们的言谈举止常常是习以为常，只有在看到进入到自身场域中的他者的行为之后，或者自己进入到他者的场域，见到不同于己的他者惯习时，才会产生出强烈的差异性感受，这种感受是在一种参照比较中生成的。本研究连续三年，分别对在北京或台北居住半年的42位两岸本科、硕士、博士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内容涉及公共文明的五个方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解释。 　　第一，公共卫生。以吐痰现象为例。在比较中发现，台北人在北京随地吐痰仍是“顽疾”，只是不同的公共场合发生情况有所不同。在校园内，或是在银行、百货公司等消费水平比较高的地方，随地吐痰的行为就很少见，基本不会发生。在其他场所，尤其是室外、车站等地方比较严重。北京人在台北普遍的感受便是极少看见有人随地吐痰。 　　以乱扔垃圾现象为例，在台北人看来这与公民素质和市政基础设施密切关联，比如垃圾桶的数量、分布等。台北人感受到在设施齐全、较为繁华热闹的中心地带，垃圾桶“随处可见”，随手随地乱扔垃圾就不常见，一般人都会比较自觉地将手上的垃圾扔进附近的垃圾桶中，而在“垃圾桶密度感觉很不足”的偏远地区，人们就会随手扔。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