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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荷兰病”与中国财政收支政策研究 　　摘要：从来源于入世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的中国式“荷兰病”理论出发，分析中国式荷兰病通过“体制惰性效应”对中国财政收支体制与财政收支政策的诸多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财政收支状况改善的同时，不仅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明显恶化，而且社会财富加速向公共部门集中，“国富民穷”现象突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到较大制约。因此，应及时对个人、企业进行实质性减税．积极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范围及领域，增加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农业的财政支出比重，进一步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权利与义务，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荷兰病；体制惰性效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1-0045-05 　　 　　一、“荷兰病”与中国式“荷兰病”理论简述 　　 　　20世纪50年代末，荷兰在其海岸沿线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并大规模开发，从而使荷兰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然而，在自然资源带给荷兰巨大财富的同时，荷兰盾大幅度升值，国内其他工业特别是传统的机械制造与出口工业则不断失去国际竞争力，出现了逐步萎缩的所谓“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这就是国际经济学文献中著名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 　　作为该领域研究的基础性和代表性成果，Corden and Neary(1982)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大开发将导致由巨额财富带来的所谓“支出效应”(Spending Effect)以及由繁荣工业诱发的所谓“资源转移效应”(Resource Movement Effect)，从而产生其它工业因遭受挤压而不断萎缩的“去工业化”现象以及国内非贸易品(Non-Traded Goods)对贸易品相对价格上升的“真实汇率(Real Exchange Rate)升值”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和决策层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关注“荷兰病”，提出了有名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假说，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诱导政府选择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和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并滋生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惰性(即“体制惰性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从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Sachs and Warner(1995)通过跨国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有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福利水平嘲。徐康宁、王剑(2006)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即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存在着“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的现象。从此，人们常常以“荷兰病”来警示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于某种相对丰富自然资源的危险性。 　　2001年11月，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崭新时期，即中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笔者认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大发现和大开发一样，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也会产生某种形式的“荷兰病”。由于这种“荷兰病”与传统意义上的“荷兰病”产生原因不同，为了区别，以下称之为“中国式荷兰病”。 　　按照传统“荷兰病”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我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至少可以通过传统的“支出效应”和“资源转移效应”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并成为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问题和政策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龚秀国(2008)从实证研究角度验证了我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中国人世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并探讨了这种空前繁荣对中国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龚秀国(2009)进一步研究了“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发现我国传统农业在人世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所带来的“资源转移效应”的双重挤压下，出现了农业逐步萎缩以及农业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日益弱化的典型的“去工业化”现象。最近，龚秀国、邓菊秋(2009)从实证角度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中国城乡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不仅人民币汇率升值效应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而且我国就业增长越来越严重地依赖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持续繁荣。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财政收支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以及和谐社会建设；而在当前全球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甚至涉及到我国国家信誉与国际经济地位。因此，基于实证的、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中国式荷兰病”理论，深入细致地探讨人世以来中国财政收支体制在“中国式荷兰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