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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和离散处境 　　1959年夏济安二度赴美后，改变了此前研究方向，从英美文学研究转向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研究。其中，在美国50年代开始发生巨大影响的针对中国的区域研究，与夏“孤立无援”的离散处境，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这也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名著《黑暗的闸门》的诞生。 　　随着2015年12月《黑暗的闸门》中文版面世，这距离1968年此书英文版出版，已经过去了近40年。王德威有言，这部著作“有同情的理解，也有?达的批判，首开英语世界对左翼文学研究先河。”本文的关注所在，是夏济安此书写作的时空背景，即美国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区域研究的学术气氛与夏济安身处的离散处境，以及夏济安在这一背景下从事的学术活动。 　　夏济安于1959年3月24日抵达西雅图后，没有从事自己“本业”――与英美文学有关的教学与科研，而是暂时在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参与学术研讨与交流，对此，据夏志清夫人王洞描述：“济安的专业是英国文学，理应在华大教英国文学。由于系主任的‘偏见’，不信任中国人教英文，没有给济安开课。济安乐得清闲，除了在英文系听课，常到该校东方系走动，不久与东方系的教授们建立了良好的人事关系。华大远东与苏联研究所所长乔治-泰勒以‘研究员’名义替济安延长了签证。”因此，大约在1959年下半年，夏济安完成了《鲁迅与左联的解散》一文，同年开始参与由华盛顿大学远东与苏联研究所弗朗茨-米歇尔（Franz Michael）教授主持的“现代中国历史研究项目”（Modem ChineseHistery Project），而至迟在1961年《隐喻，神话，仪式与人民公社》出版前，他同时也参与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当代汉语研究项目（CurrenL ChineseLanguage Project）。 　　自此，夏济安二度赴美后，一直分别为两个美国学术机构“打工”，两项工作几乎是同时起步的，而且一直持续到1965年他去世，始终交叉并行。夏济安二度赴美期间完成的约14篇/部英文论文或专著，其中除《中国小说中的梦境解析――》属于古典文学研究范畴外，其他13篇/部均围绕着以左翼文学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研究与1949年后大陆舆论术语两个课题集中展开。两类学术工作大体上可各自划入文学和语言学两个学科，其研究方法与关注侧重均有所差异。文学研究原来就是夏济安本色当行，此前主持《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与台湾期间的批评活动对于现代文学传统已多有触及。李欧梵说的“他来到美国审视时事之后，选择投身一块与他先前研究毫无关系的领域”，指的便是夏济安所从事的语言学研究，这个研究领域是在美国区域研究的学科框架下，针对1949年以后也即当代（current）中国公开出版物中出现的新的语言现象进行的带有语言学与人类学色彩的研究，这项研究的学科性质，如项目主持人陈世骧引用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的观点：“语言在特定时空下是对‘文化的象征性引导’。” 　　这就决定了该项研究也带有文学和文化人类学色彩：“我们的中国语言研究计划，持续观察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的小说语言现象，并在此前若干系列研究中，举出某些极其重要的细节来阐释这些现象。”即使在当时的学术视野里，这种研究也已经是语言学、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相交叉的边缘学科，对于夏济安来说，不啻于在方法论和理论背景上相当程度上得改弦更张。夏济安赴美之初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在美国立足后方能图进一步发展。尽管“我们知道这些手册与他自身的修养喜好不符，甚至完全相反”，但严峻的生存压力仍让他不得不先考虑找一份事情来做。伯克利的研究项目，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报刊上新出现的词汇和语言现象。从1961年到1964年，夏济安在这一项目支持下出版了四部专著。因本文主要针对的是夏济安学术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左翼文学方面，故对其语言学方面的著述不作深入探讨与分析。 　　在考察夏济安在美国进行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时，我们要意识到三个带有前提性质的问题。第一，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是在他的现代文学观影响下进行的，其对左翼作家和作品的阐释都是在此前主要是在台湾时期形成的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认识、叙述模式、基本思路、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的。第二，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是在50年代美国区域研究兴起的框架内形成课题思路、基本脉络和研究重点的。区域研究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边缘交叉学科，夏济安的学术研究也不能完全脱离其基本立场与学科框架，一定意义上，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与他的语言学研究是同步进行、相互参照交叉的。第三，夏济安作为一个寄身异国而使用双语写作的学者，其离散处境使他不可能完全从美国学院派角度出发，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中规中矩的操作。如他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与项目负责人弗朗茨?米歇尔（Franz Michel）所说，夏济安的思路常常在同事们的探讨中远远超出研究常轨，以至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