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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规制问题研究 　　摘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企业、政府发挥着各不相同但又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现象严重,同时,政府在规制企业行为过程中存在着不作为现象,其结果是和谐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断裂。本文认为,要矫正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必须诉求于政府规制,但同时也要对政府行为进行必要规制,减少规制失灵现象,提高规制效率,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规制;规制政府? 　　中图分类号:F270-05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生活中以计划经济为主,企业―政府―社会关系模型以主导模型为主,即企业在政府的控制下进行决策,企业成为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微观管理的工具,经济生活政治化。同时企业的行为又会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实质上政府又被企业所俘获,又出现政治生活经济化的现象。此时企业社会责任以经济责任为主导,但由于计划经济下必然会出现短缺现象,因此可以说,企业的经济责任也未能很好的完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关系逐渐捋顺,企业社会责任逐渐趋于合理化,其行为边界进一步清晰化,但由于改革的渐进性及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企业―政府―社会关系还未真正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企业社会责任出现扭曲,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核心的经济责任并没有很好的完成,其他社会责任,如环境责任、法律与道德责任更是出现了严重的缺失,怎样解决这一问题是我们急需探讨的一个课题。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演进 　　 　　一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起源于美国(Sheldon,1924),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但一直没有统一看法。Bowen(1953)、Davis(1960)、Carroll(1996)、Wood(1991)等人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进行了界定,经济发展委员会(CED)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阐述更加完整,它提出“企业的职责要得到公众的认可,企业的基本目标就是积极地服务于社会的需要――达到社会满意”[1],报告用三个同心责任圈来说明扩大的社会期望:最里圈,包括明确的有效履行经济职能的基本责任,比如产品、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等基本的责任;中间一圈,包括在执行这种经济职能时对社会价值观和优先权的变化要采取一个积极态度的责任,比如尊重环境保护、雇用以及与雇员之间的关系,以及消费者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公平对待、避免受到伤害等;最外圈,包括新出现的还不明确的责任,也就是企业必须保证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改善社会环境的活动中来。这一定义不仅具有广博的包容性,而且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位阶关系也进行了初步考察。 　　虽然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企业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在经营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主要地位,但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演进,这一理论也越来越为众多企业所接受[2]。企业社会责任观的演进与“企业―政府―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演进有高度相关性。“企业―政府―社会关系”模式的演进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市场资本主义模型(18世纪末―19世纪末):即企业系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免受环境中社会力量的直接影响,从而企业可以专注解决与市场经济力量有关的问题;(2)主导模型(19世纪后半期):即政府和企业主宰着我们社会的绝大部分个人和团体,一小部分精英凌驾于系统之上,以牺牲多数人的福利为代价,为少数特权人物赢得财富和权利;(3)动态力量模型:它将经济系统描述为一种由宽泛的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系统。企业无法独立于他所处的环境而存在,也无法主宰这一环境,同时企业是形成环境的主要因素;(4)相关利益团体模型:这一模型重新定义管理的优先次序,强调了管理的道德责任,认为公司在运营过程中每一个相关利益团体的利益都必须予以考虑,而不是简单的作为可增加投资者财富的工具,要识别并通过工作来满足广泛的相关利益团体的要求。 　　与此相对应,企业社会责任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市场资本主义模型下形成了传统企业社会责任观,即企业如果尽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生产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出售它们,企业就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18世纪和19世纪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不积极行动,同时在19世纪末托拉斯组织已经存在,由于不存在与之相抗衡的利益团体,因此大企业通过各种腐败行为操纵着政治家和立法机构,出现了严重的“政府俘获”现象,大企业恣意行使着他们所拥有的特权,强化了其经济利益,其代价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丧失和公众福利的减损;20世纪初―20世纪中期,随着“企业―政府―社会关系”的演进,出现了三种相互联系的观点,即管理者是受托人,也就是说,公司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和地位,不仅要满足股东的权益,而且要满足顾客、雇员和社会的需要;管理者相信,他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