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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转变和人口红利分析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关键词：人口转变；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刘易斯拐点；人力资本；储蓄率 　　中图分类号：17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4-058-07 　　一、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 　　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开始出现长期下降的趋势。随着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在十九世纪中期左右也开始下降。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经过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先后降低，最终实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变化过程被称为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将人口转变作为核心，才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也经历了上述人口转变过程。 　　在死亡率方面，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经历了迅速提升的过程。如图1所示，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在1950～1965年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稳定，在45岁上下波动，而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略高，但差别不大。可能受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1960～1965年间的男性预期寿命降为42岁，而女性预期寿命则略有上升。预期寿命在1965～1970年则上升至59.4岁，1975-1980年进一步上升至64.6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虽然上升速度相对缓慢，但仍处于上升阶段。在2005～2010年期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2.7岁，其中，男性预期寿命为71.1岁，女性为74.5岁。 　　在生育率方面，我国人口经历了阶段性下降过程。如图2，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尽管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955～1960年有所下降，但在20世纪50、60年代一直处于每名妇女生育5.5～6个子女的高水平上。高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导致人口迅速增长。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方针，并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后来经过完善，发展为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政策。这一政策对生育率的降低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总和生育率从5.9降至2.9，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似乎停止了下降，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2.6左右，直到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才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总和生育率从2.6降至1.8左右。在21世纪头十年，我国生育水平一直处于低水平上，从1.8降至1.6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和2006～2009年1％从口抽样数据推算的结果显示，2005-2010年总和生育率处于1.4左右的低水平上。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转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人口红利概念和人口红利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在澄清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对我国人口红利涉及的主要问题加以剖析。 　　Bloom和Williamson将人口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对1965～1990年东亚经济增长奇迹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这一时期东亚的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奇迹具有较大贡献。一方面，这一时期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年龄人口增长大大快于受供养人口增长，从而提升了人均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东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政策使人口转变所创造的经济增长潜力得以实现。Bloom，Canning和Seyilla把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发展契机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他们认为，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人力资本等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将人口红利扩展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增长所形成的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被称为“第一人口红利”。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未成年人较少和人口寿命更长会提高每名劳动者的资本及其它生产资料占有量，而个人也会较强烈的积攒资产以备养老的动机，这将导致人均收入在一定时期内增加。这种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影响被称为“第二人口红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