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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理论和政策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回答“在何地生产”这一经济学基本问题的产业集聚和空间经济学研究,近年来在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上都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其基本研究范式和政策议题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框架“接纳”。在国内,随着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经济政策重心逐渐朝区域均衡协调发展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研究的焦点投向了产业集聚和空间经济学相关领域。2009年9月19～20日,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产业与空间经济研究中心(筹)联合主办的浙江大学“产业集聚理论与政策”国际研讨会在杭州百合花饭店召开。共有三十余位分别来自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日本东北大学、巴黎第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国际研讨会围绕“产业集聚”这一核心话题,在理论与政策的不同层面,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产业集聚的一般理论、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问题。 　　 　　一、 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产业集聚”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和经济学理论概念,同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新贸易理论、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等众多领域的一般理论问题有着广泛而紧密的联系。产业集聚一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又能够容纳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视角。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甘伯纳发现浙江的产业集聚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浙江产业集群的形成更多地依靠专业市场和外部网络的推动而不是依靠企业间直接的合作。另一方面浙江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是同复杂的贸易结构、关系网络和政治环境相伴随的。他认为对这些特质的深入研究将丰富我们对产业集聚一般模式的理解。 　　日本东北大学曾道智引入双要素模型研究母国市场效应(HME),他发现在新的模型框架中即便农业品运输费相当高,母国市场效应仍然存在;较高的劳动工资并不一定把企业挤出当地;如果农产品贸易中断,当地相对较大的资本份额可???引致相对较小的企业数目。与会学者对理论模型的这一改进都非常感兴趣,几位学者认为新的框架不仅可以用以分析国际间要素流动,也可以用来分析我国区域产业集聚问题。复旦大学李丹认为可以进一步考虑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存在偏好差异的问题,以及这种差异对母国市场效应的影响。另外曾道智和浙江大学朱希伟一起在空间经济一般均衡框架内引入旅游业,分析旅游业同传统农业、制造业的相互关系。两位学者发现,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工业化,因为旅游业带来的收入将吸引工业企业落户本地。而另一方面,旅游业却又起到限制工业化的作用,因为其同工业部门争夺劳动力。 　　香港中文大学施康和香港科技大学徐隽翊考察了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由于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中,美国企业享受到较之别国企业更低的汇率风险。由于这种不对称,世界各国的企业都将采用美元计价自己的出口产品,从而最终导致美元成为通行的最终产品结算货币。同时,两位学者利用一个存在价格粘性的开放经济模型解释了为什么浮动汇率制度不适于东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他们发现贸易品生产过程中本地劳动和进口中间产品间较低的替代能力和广泛使用外国货币作为出口结算货币削弱了汇率的调节能力,使浮动汇率制度在面对外生冲击时无法起到稳定实体经济的作用。因此,倾向于固定汇率制度成为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央银行在特殊限制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浙江大学罗德明认为虽然文章说明了倾向固定汇率制是亚洲中央银行的理性选择,仍应进一步考虑此种政策选择是否对亚洲各国国民造成福利损失。 　　浙江大学潘士远采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解释了为什么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工资差距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增加了,而在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减小了。他认为,全球化通过学习效应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成本,而学习效应对工资差距存在相互矛盾的影响。因此,全球化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表现为或者扩大或者缩小工资差距。而这种影响的方向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生产技术中技术偏移的差异程度(degree of skill bias of technology)。一些与会学者认为如何为该理论分析寻找具体的经验支撑仍是值得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中山大学叶光亮在不同均衡框架下讨论了公共企业部分私有化中的最优私有化程度问题。他发现,在所有模型框架下,当竞争对手是本土企业时,最优的私有化程度均高于竞争对手是外国企业的情况,并且这种差异在采用一致预期均衡框架时最显著。浙江大学罗德明基于中国案例,讨论了资本组织、不合理分配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要素市场的动态政策扭曲是解释企业水平全要素生产率扭曲和不合理分配低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