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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和革命文学关系研究述评 　　摘要：在如何理解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之间的关系上，建国后“十七年”与新时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十七年”中，五四新文学传统逐渐被革命化，革命文学传统逐渐被强化，从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联系；在新时期，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革命色彩逐渐被淡化，其地位一路飙升，革命文学传统逐渐被消解，从而在二者之间形成了“背叛与倒退”的历史联系。但两个时期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只是在学术界不占主流地位而已。这一变化可以从两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五四新文学；革命文学；文学革命；意识形态 　　 　　近年来，围绕着重评左翼、延安和“十七年”文学，学界出现较大的分歧：有些学者从民族、国家或者关注底层的价值立场出发，自觉不自觉地向过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评价体系靠拢，试图扭转新时期以来不断抬高五四新文学传统、贬低革命文学传统的文学知识生产方式；有些学者仍然坚守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确立的个人主体性的价值立场，一如既往地重复着新时期的结论，对于当前文学研究中五四启蒙精神的衰落、革命文学传统的“死灰复燃”，他们是很难接受的。这些分歧的焦点，明显集中在如何理解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上。在80年代中后期，学界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梳理，如刘再复的《“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文艺报》，1989－04－22；1989－04－29)，陈晋的《几代文人的悲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种社会学透视》(《文艺报》，1989－05－13)，敏泽的《论所谓“五四”启蒙精神的“失落”和“回归”》(《文艺报》，1989－10－21)，张炯的《关于新文化新文学的评价问题》(《光明日报》，1989－10－24)等等。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由于研究者们过于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过于鲜明的价值立场，很难较为客观而充分地揭示出两个文学传统的复杂关系。面对当前文学研究中不断出现的与此有关的分歧，我们很有必要回过头来再对20世纪文学中“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的复杂关系进行重新清理，对建国后“十七年”和新时期两个文学传统的关系进行史料的梳理和历时的考察。 　　 　　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革命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彭康、茅盾、瞿秋白、胡风、冯雪峰、周扬、李何林、潘梓年、艾思奇等一大批学人，都倾向于把五四新文化(文学)革命视为一场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化革新运动。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文化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开始有所转变，五四新文学传统逐渐被纳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中。 　　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权，限制和清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一意识形态改造工程在重塑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中等以上的学校、各地的报刊杂志同时展开了一场“谁领导了‘五四’运动”的大讨论。讨论的倾向性和结论都是非常明确的：领导五四运动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而不是资产阶级思想。与此同时，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俞元桂、任访秋、王西彦等学者在《新建设》、《新中华》等杂志展开关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讨论，开始论证无产阶级思想如何领导了五四新文学革命这一重要的文学史问题。 　　要想确立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了新文学革命的观念，就必须否定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文学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王瑶的《批判胡适的反动文学思想》(《文艺报》，1955年第6期)，何其芳的《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人民文学》，1955年第5期)，以群的《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做了什么?》(《文艺月报》，1955年第4期)，戴镏龄的《批判胡适所谓“文学改良”的几个论点》(《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等文章，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胡适的“形式先于内容，形式决定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他们在内容先于形式、内容决定形式的理论前提下，认定新文学革命是一场思想内容上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而不是语言形式上的白话文运动，“只重视语言文字革命而缺乏反帝反封建精神”的胡适，因此被剥夺了在新文学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曹道衡的《批判胡适夸大他个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文学研究集刊》，1955年第1期)则较为纯熟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辨析了五四白话文运动产生的经济基础，批判胡适无限夸大他个人在白话文运动中的作用。在胡适被边缘化的同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瞿秋白等人被拥戴为文学革命的主将。刘绶松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中的“右翼”，真正的主将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黄药眠则明确指出：“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也绝不是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