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914年伦敦贫民窟问题和工人住房建设分析.docVIP

18401914年伦敦贫民窟问题和工人住房建设分析 　　摘要：19世纪伦敦贫民窟的大量存在映证了英国工人恶劣的居住环境。19世纪90年代之前，英国政府将其视为城市环境问题，力图通过清理修缮的方式来解决；当时的工人住房建设主要由社会慈善组织来承担。90年代之后，伦敦郡议会主导市政工作，实行贫民窟清理与公租房建设并举政策，政府开始直接干预工人住房问题。 　　关键词：贫民窟；城市化；慈善建房；公租房 　　在世界历史上，住房问题成为一个广为关注的社会话题应该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来才有的历史现象。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商业繁荣和大量工作机遇吸引着地方流动人口；随着城市人口的暴增，城市环境和工人居住条件却日益恶化。英国劳工史学家哈蒙德夫妇将这种早期“城市病”称之为“迈达斯灾祸”(Curse of Midas)。作为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最早经历了工人住房问题的困扰；而作为19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的工人住房问题更具典型意义。本文力图以伦敦贫民窟问题作为切入点，对英国在不同阶段的应对举措及其成效展开分析。 　　一、伦敦贫民窟问题及其产生原因 　　英语中的“贫民窟”(slum)一词最初可能是由爱尔兰语“Slome”转变而来，意指“一片荒凉与匮乏之地”。在19世纪初的英语词典中，“slum”尚属中性词汇，被解释为背靠主街的房屋或简陋的居民区。但自19世纪中期开始，“slum”越来越被赋予某种道德上的贬义色彩，几乎成为脏乱、低劣与堕落的代名词。例如，1850年威斯敏斯特大主教魏斯曼(Wiseman)公开指责教堂附近的贫民窟是“无知、邪恶、败坏、犯罪以及肮脏、不幸和疾病的温床”。这种语义色彩的变化体现着英国社会对城市贫民窟态度的转变。 　　伦敦贫民窟是英国城市工人恶劣居住条件的一个缩影。经济学家克拉潘认为，伦敦底层工人“最坏的居住条件是用笔墨都无法形容的”。概括来讲，伦敦贫民窟的糟糕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空间狭小，过度拥挤。由于住房紧缺，有时6个、8个甚至10个人挤在一个房间睡觉；即便已婚家庭也被迫好几家凑在一个房子里生活。据伦敦统计协会1840年的数据，在威斯敏斯特圣约翰教区和圣玛丽教区，5366个工人家庭住在5294所住宅里(如果这还可以叫做“住宅”的话)；男人、女人和小孩总共26830人，不分男女老幼挤在一起，其中，3／4的家庭只住一个房间；其二，设施简陋，环境恶劣。当时，提倡卫生改革的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在调查报告中指出，许多廉价公寓中缺少厕所、下水道、垃圾场等基本的配套设施。1848年，伦敦城区的16000座住房建筑中，只有7738座使用了排水系统，而近1／3的居民区根本没有安装排水管道；其三，通气不畅，疾病蔓延。赫克托?加文(Hector Gavin)通过逐户考察伦敦贝斯纳绿地(Bethnal Green)一带的贫民窟指出：“如果把房子的窗户关闭，在不提供新鲜氧气的情况下，屋里面的人最多能活7个小时……贫民窟经常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气味，呼吸这种气体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由于流行性疾病的传播，伦敦东区的死亡率已经翻了一倍。”其四，成分复杂，治安混乱。贫民窟不仅住着普通工人，还混杂着小偷、骗子甚至娼妓。这里经常有人大声喧哗、肆意酗酒、打架斗殴，俨然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个伦敦城”。《泰晤士报》指责伦敦城区的贫民窟是“疾病的温床，窃贼的巢穴”。 　　贫民窟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既与城市工人的贫困状况有关，也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转型密不可分。收入低、房租高是迫使工人群体涌向贫民窟的直接原因。工人的职业结构决定着他们的收入水平，而收入差异进一步决定着其居住条件的优劣。就当时伦敦的工资水平来看，熟练工人平均每周可以赚到30先令以上，普通工人每周20先令左右，底层工人则只有10先令左右。以圣乔治区的贫民窟为例，根据伦敦统计协会的数据，这里以铁路工人和建筑工人为主，还有一些底层工人如水手、修桶工、搬运工、修车工、面包师和保安，以及一些熟练技工如军械工、修鞋匠、砌砖工、木工。军械工的平均收入为每周41先令9便士，平均房租开支为每周4先令；而普通水手的平均收入每周只有11先令10便士，平均房租支出为每周3先令4便士。根据戴维?英格兰德分析，19世纪英国普通工人的平均房租大概占其平均收入的16％－25％，对低收入者而言可能达到30％。而据皇家工人住房委员会统计，伦敦有近八成工人的房租占其收入的比例在20％以上，而近一半工人的房租占其收入的25％－50％。此外，房租支出还受到家庭结构和物价指数的影响。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可以勉强挤在一个房间里，但有四五个孩子的家庭则需要租两间以上的房子，每周房租支出则至少在5先令以上。从1845年到1910年，英国房租价格指数大约涨了85个百分点。这样，即便这期间工人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