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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并购中政府利益冲突和协调分析 　　摘要：随着我国公司并购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对并购的干预与控制程度日趋加深，与此同时，由于政府行为受多重因素影响，政府各利益目标之间的博弈便应运而生，这种博弈进一步必然导致政府利益的冲突。为了对这些冲突进行协调，本文认为适度的改革是必要的，并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建议。 　　关键词：公司并购 政府干预 利益冲突 协调 　　公司并购的本质是在公司控制权运动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依据公司产权所做出的制度安排而进行的一种权利让渡行为（周昌仕，2009）。因此，公司并购中各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不可避免，并购整合的实质是协调并购各方利益的冲突。尤其在我国公司，政府干预公司并购不仅是基于社会管理者治理社会的需要，而且有可能作为控制主体，直接参与到公司并购的利益博弈之中，因此，基于多重目标下的不同政府主体必然会存在利益冲突，公司并购中政府利益协调无疑是影响并购效率甚至决定并购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一、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干预公司并购的理论支持 　　企业并购史就是一部政府干预经济的演变史，西方每次并购浪潮都具有明显的政府干预色彩。政府为第一次并购浪潮的到来扫清了法律障碍，催生了《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两部反垄断法；第二次、第三次并购浪潮中，政府加强了对金融的监管力度，使其以混合并购为主旋律；第四次、第五次并购浪潮中，政府对于并购的态度有所改变，如美国政府废除《麦克法登法案》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便于企业放开手脚进行大力整合，并为某些并购提供诸多优惠政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刺激了美国并购浪潮的高涨。西方政府在并购中的干预作用主要限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防止过度垄断等方面，是基于社会管理者身份的有限干预，而不是作为资产控制人身份对企业并购的直接控制。中国政府则以资产控制人和社会管理者的双重身份积极介入企业的并购活动，从而使并购具有很强的政府控制特性。总之，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有限干预、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强度控制，并购活动均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和干预。 　　政府在干预并购的过程中，输入自身利益的因子在所难免。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只要政府形成，其内部官僚集团的自身利益就会显现出来，这极易导致政府的变异，滋生大量寻租与腐败现象等（Andrei Shleifer，Robert W.Vishny，2002）。因此，政府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政府利益就是政府对于符合自身主客观需求的社会稀缺资源的占有，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得出政府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从层次上可分为：（1）政府组织整体利益，主要表现在政府本身所具有的强烈自我膨胀倾向。在公司并购的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对这种利益膨胀倾向进行遏制，政府自身利益就会不断地扩张，例如追求政府预算的最大化（孙长青，2004）。（2）政府部门利益，主要包括横向和纵向的政府部门利益。横向的政府部门利益强调同一政府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差别，而纵向的政府部门利益强调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差别。（3）政府官员利益。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官员是一个社会人，他与社会经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是特定的经济人，从而关心自身各种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如个人价值实现、职位升迁、收入增长等动机。 　　二、公司并购中政府行为的利益目标选择分析 　　鉴于政府利益的客观存在性，政府利益目标作为内在驱动力，有力地影响着政府行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危机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其理论为各国政要所接受，正因如此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程度日益加深。阿道夫·瓦格纳指出，现代国家的政府职能已从单一的政治统治职能泛化到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因此，政府介入并购活动的目标并不是单一的、而具有多元性，并购过程始终贯穿着政府各子利益目标的博弈过程。可用一个多元函数来剖析并购中的政府行为目标，用Ac表示政府行为目标的综合值： 　　Ac=f（As，AE1，AE2，AE3，Ao，Ao） 　　其中，As表示维护和增进社会福利的社会目标；AE1。表示贯彻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的经济目标；AE2表示化解经济风险，维护经济安全的经济目标；AE3表示增进并购双方微观利益的经济目标；Ao表示政府机构自身利益，如政治创租（rent creation）；Ao表示其它目标。显然，政府各子利益目标之间具有关联性，例如政府贯彻产业政策时，不能忽视企业的微观利益，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社会福利的增进与否。然而，我们更应注意到政府各子利益目标之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就是说，政府对公司并购的干预，可能仅仅只是为了实现其中一个或多个利益目标，然而在实现这些利益目标的过程中，牺牲其它的利益目标是时有发生的事情，此时也就产生了机会成本。因此，政府干预公司并购的过程始终贯穿着政府各子利益目标之间的博弈过程（刘勇，2004）。其中最为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