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治合法性转型和美伊关系中以色列因素再解读.docVIP

伊朗政治合法性转型和美伊关系中以色列因素再解读 　　摘 要 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新政权主要通过反美主义的革命路径塑造政治合法性。随着伊斯兰政权执政时间的延长，政治合法性塑造开始由革命路径转向绩效路径。为解除国际制裁与封锁，重振国内经济，伊朗需要改善伊美关系。由于伊以关系并非必然冲突模式，且伊美关系与伊以关系呈非对称因果互动，只要以色列的核心安全利益得到保障，伊美关系的改善前景非但不会受到伊以关系的阻碍，反而会带动伊以关系走向缓和。在此背景下，随着作为伊美关系主要症结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取得历史性突破，伊美关系改善的前景将趋于明朗。 　　关键词 政治合法性 伊朗外交 伊美关系 伊以关系 伊朗核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围绕伊美关系、伊以关系以及两者间因果关系发表了一系列著述。既有论证认为，伊美对抗源于伊朗伊斯兰政权奉行的反美主义，“正是由于将反美作为巩固其权力和团结民众的有效工具，伊朗才反对改善伊美关系”。 　　何志龙：《冷战结束后的伊朗与美国关系》，载《国际论坛》2007年第5期，第58-62页。不仅如此，伊朗和以色列围绕“大屠杀”历史、地缘政治利益和地区核平衡等问题的分歧导致伊以冲突具有必然性。 　　相关论述参见：何志龙：《20世纪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评价》，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第92-100页；孙德刚：《以色列与伊朗关系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5期，第25-31页；汪舒明：《大屠杀记忆、以色列战略文化与伊朗核危机》，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2期，第131-142页；Trita Parsi， “Israel-Iranian Relations Assess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Power Cycle Perspective，” Iranian Studies， Vol. 38， No. 2， 2005， pp. 247-269； Puneet Talwar， “Iran in the Bal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4， 2001， pp. 58-71； R. K. Ramazani， “Iran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2， No. 4， 1978， pp. 413-428； Trita Parsi， “The Price of Not Talking to Iran，”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3， No. 4， 2006/2007， pp. 11-17.归根结底，既有著述认为，造成伊美关系难以改善的因素有二：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反美主义和伊以关系的必然冲突模式。霍梅尼逝世后，伊朗伊斯兰政权基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反美主义趋于弱化，以色列因素逐渐成为影响伊美关系改善的核心变量。 　　相关论述参见：Ray Takeyh， “Time for Détente with Iran，”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2， 2007， pp. 17-32； L. Carl Brown， “Treacherous Alliance： The Secret Dealings of Israel，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Trita Parsi，”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6， 2007， p. 199； Trita Parsi， “Israel and the Origins of Irans Arab Option： Dissection of a Strategy Misunderstood，”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0， No. 3， 2006， pp. 493-512；“The Israel-Iran Connection， ”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16， No. 3， 1987， pp. 210-21； Anoushiravan Ehteshami and Emma C. Murphy， “The Non-Arab Middle East States and the Caucasian/Central Asian Republics： Iran and Israe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1， 1994， pp. 81-107.然而，自2013年9月以来，伊美关系呈现“绕开以色列”的破冰前景，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伊朗伊斯兰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