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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和教育探讨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这些年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大学生毕业怎么还会找不到工作，社会上许多人很想不通，包括大学生自己。是因为人才供过于求？还是大学生眼高手低能力不强？或许是大学课程设置不合理，导致人才培养与市场脱节，不符合社会需要？这些原因远远不够，矛盾不止如此。《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中指出，“人们往往把失业的责任归咎于教育制度”，这种看法只是部分正确，而且尤其不应掩盖为实现充分就业或使不发达的经济能够起步而需满足其他政治、经济和社会要求。说到这里，再回过头来看看教育。有人认为，大学教育就应该跟社会工作岗位紧密结合，才有助于减少学业失败现象。生存、生存的教育一时间成为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教育成为首当其冲的替罪羊。人们更多的是在探讨教育能给人带来的看得到的效应，却忽视了教育中真正值得注意的问题――“人”的存在。 　　一、有差别的“人”及教育的目的 　　教育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精神交流和对话，文化作为一种载体在人际交往和传承的过程中一直延续下来。教育对象是人，是人就有差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位置和属性。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人是作为人而存在的。任何人、任何理由都不能剥夺人存在的权利，也无所谓谁贵谁贱，无所谓优劣之分。人在作为人存在时，意志是自由的，每个人有任何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强行地“灌输”“洗脑”是违背人生、不人道的行为，是“精神上的屠杀”，教师课堂上的满堂灌，实质上是对人性的漠视，忽视了孩子作为一个学生的同时，还是一个独立的“人”。存在还具有独特性，每个人都有精神特征和个体行为习惯的差别，面对同一个刺激所作出的反应的方式和强度都会有不同，因为每个人的认识背景和认识结果都具有其独特性。 　　教育是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除了认识人到作为人是独立存在的基本命题之外，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也值得我们来讨论和思考。教育理论体系都建立在某种“人的形象”的基础上，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什么样的教育，决定了该使用什么样的教育内容与方式。 　　最古老的人的形象是“宗教人”。 “宗教人”的形象中关于人的描写认为教育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使“生下来不完善”的神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教育人从心灵上信仰和服从上帝。 　　西方教育史中“自然人”的思想对于人的“本性”的解释不像“宗教人”那样，神秘的成分进一步被剔除，人的本性被解释为“人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自然主义教育要求教育要尊重人的或儿童的自然本性，不要压抑或扭曲。将人看成一种“自然人”，看到了人存在的自然性，强调人作为人存在的自在、自由和自主的一面，只有将人们从僵化的社会的或文化的“模式”“标准”中解放出来，按照“人”的本来面目生活，个人存在的快乐和意义才能得以体现。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人”就是源此而来，它是现代西方文化中一个具有哲学、历史和政治意义的人的形象。这种形象，认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和终极目标必须是培养和训练人的理性，而盲目地遵从自然，放纵儿童情感的教育是错误的，教育活动要合乎理性，遵从理性，因此要树立理性和教师的权威，反对对教师的公开反抗，反对非理性，强调纪律和秩序。 　　“社会人”的形象更多地被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提及，其中马克思关于“社会人”形象有过说明。他认为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个性，人的个性作为社会历史关系的产物，总是受其所属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社会使人称其为人，离开社会个体就不存在。因此教育被看作“社会”的工具，“社会化”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一方面帮助个体实现生存愿望与政治目标，另一方面满足社会文明发展的要求和约束，要适应政治斗争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教育权力分层，教育管理权属于国家。 　　从“宗教人”经“自然人”“理性人”到“社会人”的形象转换，人类在自我认识的意识方面不断成长，建立在这种形象认识之上的教育理论和思想也不断地得到发展。中国自近代以来，各种外来的教育思想冲击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国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也呈现一种杂糅态势：在教育终极目的厘定上，人文主义则往往以“宗教人”形象为基础，呼吁对人生的关怀和对人性的提升；在教育功能的预期中，现实主义者往往以“社会人”形象为基础，主张培养“劳动者”和“接班人”；在教育管理和课程建设中，理性主义者往往以“理性人”的形象为基础，强调严格纪律和科学训练；在教育过程和方法上，心理学者往往以“自然人”形象为基础，提倡“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看似博众家之长，实则却是一种支离破碎的人的形象和拼凑起来的教育理论。 　　随着后现代思想和人类学的兴起，“文化人”的形象开始深入人心。人类生存的文化是多样性的，人性也是多样性的，人类生存的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人性也是不断变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文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