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佛和马礼逊在华传教事业之关系研究.docVIP

刺佛和马礼逊在华传教事业之关系研究 　　刺佛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主席，马礼逊则是公认的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开山始祖”。刺佛给予马礼逊在华事业多方帮助。可以说，马礼逊在华事业的开拓，与刺佛对其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但学界研究迄今尚付阙如。本文拟详加探究，祈望能补此方面研究之罅漏。 　　关键词：刺佛　马礼逊　在华传教事业 　　作者：谭树林，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华传教事业乃至中国基督教史而言，英国人剌佛(John William Roberts)堪称一例。马礼逊是英国伦敦传教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1807年9月4日，奉伦敦传教会派遣抵达澳门，成为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所以能在中国基督教史上拥有这一地位，与其任职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极有关联。自1809年2月接受刺佛聘请，担任广州商馆中文翻译，直至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在华期间，他一直为公司广州商馆服务，在贸易和外交方面给公司极大帮助。而马礼逊也因任职公司得到公司“荫庇”，藉此成就其在华辉煌事业。诚如中国著名宗教史家李志刚牧师所说：马礼逊“其一生之成就，非藉东印度公司之荫庇，亦断无此辉煌事迹”。而最初力主聘请马礼逊的刺佛，显然尤为关键。 　　刺佛本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往广州商馆(Canton Factory)书记，后来逐渐进入决策委员会，并在1807年1月3日，因商馆主席多林文(James Drummond)启程返英，由刺佛接任。按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为一家商业垄断公司，一向对前往他们贸易区域的传教士持敌视态度，“唯恐传教活动会引起当地社会的变化，从而损及公司的商业利益，即使传教附带的教育对于社会底层阶级有启蒙作用，公司仍然担心这会促成底层民众的觉醒与争取权利，将导致当地社会的不安。”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东印度公司拒绝最早前往印度的浸信会传教士卡瑞(William Carey)及其后继者马士曼(Joshua Marshman)等人搭乘英国船赴印，也不准他们居留在英国属地上，卡瑞等人只好在加尔各答附近的赛兰坡(Serampore)建立布道站，因为该地当时属丹麦殖民地。马礼逊取道美国来华，也是伦敦传教会向东印度公司提出让马礼逊搭乘公司船只直接来华的请求遭拒绝后的不得已之举。马礼逊抵广州后，隐瞒其英国人和传教士身份，而自称是美国人，亦是唯恐英国东印度公司得悉其真实身份后而将其驱逐。 　　既然公司对传教士持如此态度，而身为广州商馆主席的刺佛缘何置公司禁令于不顾，聘请马礼逊任职商馆并给予多方帮助呢?其实，刺佛此举也是为了商馆的利益，因为他看中的是马礼逊通晓中文的能力。马礼逊被伦敦传教会确定来华后，1805年起即跟时在伦敦求学的广东青年容三德(Yong Sam-Tak)学习中文。此次学习虽然只有仅仅6个月左右时间，马礼逊却藉此了解了汉字的初步知识。特别是在容三德的协助下，马礼逊将发现于大英博物馆的中文新约译稿和借自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的《汉语――拉丁语词典》誊写一遍，对其来华后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颇有裨益。提及马礼逊学习中文的这段经历，米怜曾说：“后来证明，学到的语言作用不是太大，倒是拉丁语汉语词典和对照本四福音书更有用些。”抵华后，马礼逊仍勤奋不懈地学习中文，不到9个月时间，已能用官话和广东方言与人沟通，一年后甚至达到能研读《四书》的水平。1809年底致致克鲁尼牧师信中，马礼逊写道：“每个人都很惊讶，我在短短的两年内，竟然能够书写中文，也能用官话和当地土语与中国官员谈判。”马礼逊的中文能力进步之快，使居留广州的外人既惊讶又赞赏，这其中也包括刺佛在内。 　　我们知道，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7世纪初就开展对华直接贸易，但长期以来缺乏中文翻译人才。从1730年代起，公司企图培养自己的中文翻译。1736年，洪任辉(James Flint)来商馆学习中文。几年下来，洪任辉的汉语已相当流利，“于内地土音官话无不通晓，甚而汉字文义亦能明晰。”洪任辉因而被聘为商馆专职翻译，对公司襄助极大。但是，随着1759年“洪任辉事件”发生，洪任辉被清廷判罚圈禁澳门3年，期满即回英国，永不得再来中国。商馆的中文翻译再度空缺。由于聘不到中文教习，商馆培训中文人才的效果可想而知，经过一番挫折后，商馆终于在1793年找到一个中国人“表示愿意担任中文教师，他本人可以为此事迁到澳门。”但是即使在澳门，为安全起见，这位教师还是拒绝住到公司的房子里来，而是“住到远离市区的偏僻地方去”，学生必须到他的住处学习，并且不能超过3人。3名学生是从自愿跟他学习的人中选出来的，其中就有刺佛，另外两人是特拉弗斯(Travers)和帕特尔(Pa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