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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和信息透明度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以全国性基金会为研究样本，从理事会的规模、监事会的规模、负责人的政治联系、理事会会议次数四个方面探讨慈善组织内部治理机制与信息透明度的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慈善组织基本信息和项目信息披露较好，但财务信息及捐赠和内部建设信息披露不理想。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与董事会人数显著正相关，与负责人的政治关联显著负相关，与监事会人数及董事会会议召开次数正相关但不显著。基于此，建议强化监事会的建立，适当引入主要捐款人和社会公众监事，增加监事人数。同时，适当减少负责人中担任过高级职务的人数，加强慈善组织的自主治理。 　　关键词：慈善组织 内部治理机制 信息披露质量 　　引言 　　慈善信息的公开、透明是慈善事业持久发展的生命线。长期以来，我国的慈善组织脱胎于政府机构，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加上前几年出现过一些产生负面影响的社会事件，比如“郭美美”事件带来的信任危机。在公众民主意识增强的情况下，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缺失，会导致捐赠减少，或者采用点对点捐助，如成龙给哈尔滨大火5名遇难消防战士直接捐款等。然而，尽管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受捐数额下降，但慈善组织的信息透明度依然不理想。据《中国基金会透明度发展研究报告（2014）》显示，在2012年以前成立的两千多家公益基金会中，没有自己官方网站的基金会超过一半以上，个别网站没有公开任何信息。北京市注册的基金会中，虽然有96%公开了财务信息，但披露善款流向的只占8%。那么，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与组织内部治理机制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 　　文献综述 　　总的来说，国内对于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研究刚刚起步，最早提出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是张伟珍，2007年在其文献《从慈善组织公信力维度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困境在于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足，这也是对于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现状学者们所持的一致观点。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原因分析，主要是从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和慈善组织自身管理两个角度来分析的。对于政府对慈善组织的影响，学者们的理论研究成果已经比较成熟，给出了深刻的阐述，详细的阐明了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 　　在内部治理方面，学者们重点在设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素方面进行了研究。Saxton（2011）以美国117个社区基金会为样本，在构建慈善组织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指标的基础上，从组织策略、组织能力、组织治理及组织环境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关联性。Galvez（2012）则是从组织规模、组织年龄、理事会大小、理事会活动等方面研究了对西班牙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国内的文献主要从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理论框架设计、途径、评价指标设计等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倪国爱、程昔武，2009;程博，2012;姜宏青，2012;陈岳堂，2007）。实证方面，刘亚莉等（2013）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与后果研究》探讨了慈善组织复杂程度、财务状况、组织规模、管理效率对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刘志明等（2013）的《非营利组织在线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分析》从组织策略、组织能力、组织治理及组织环境四个方面以我国基金会为样本检验了影响非营利组织在线信息披露质量的主要因素。 　　总的来说，相比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研究的成果，对慈善组织内部管理机制的研究成果少得多，没有给出系统的原因分析和全面的对策举措。本文试图重点从内部治理机制方面探讨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不仅仅是财务信息）的影响。 　　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集中体现于理事会的规模、监事会的规模及结构等方面，本文拟采取理事会的规模、监事会的规模、负责人的政治联系、理事会会议次数作为治理机制的替代变量，由此提出四个假设。 　　首先，理事会是慈善组织的决策机构，理事会的规模会影响信息披露的质量。因为较多的人数，一般会认为可以降低理事长操纵理事会的可能性，促使慈善组织披露更多的信息。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与理事会规模正相关。 　　其次，慈善组织相对于营利性的公司而言，代理问题较为严重，因为捐赠者与受赠者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力度明显不够，人数较多的监事会能够很好的解决代理问题，包括加强信息的披露。因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与监事会规模正相关。 　　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基金会由于历史原因，自主性不强，存在对政府的“依赖式发展”，如果负责人中政治关联较强，得到的资源相对就多，反而对信息披露不够重视。本文采用负责人中担任现任国家工作人员数及担任过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职务的人数作为政治关联的替代变量，提出假设3。 　　假设3：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与负责人中现任国家工作人员及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