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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设模式和乡土知识传承 　　摘要：不同的国家建设模式对公民权利和义务有不同的界定，因此对国民教育中知识传承方式也有不同的制约。苏联式的国家建设模式缺乏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全面认识，导致国民教育中知识传承的条块效应，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中国的多元一体国家建设模式可较多地兼顾各族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国民教育中建设知识传承的双行道。上行道可让乡土知识精华升格为国家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下行道能使国家知识传承到全国各个区域。这种双行道有利于多元一体国家的建设，促进一体国家认同的形成。 　　关键词：国家建设模式；公民身份地位；国家认同；乡土知识；国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6-0015-06 　　一、导 言 　　国民教育是国家建设的工具之一，其重要作用就在于能培养公民意识，建筑一个坚定的国家认同。因此，国家建设模式决定国民教育的方式和内容，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就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在20世纪初中国走向共和之后，有识人士就开始思考有关乡土知识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一个世纪后，这个问题又重新进入了学者和教育部门的视野。乡土知识传承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不仅反映了素质教育发展的趋势，而且体现了中国在国家建设这个问题上解放了思想，认识到传统的苏联式的国家建设模式的不足。这当然也是中国努力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新途径的必然结果。 　　为了进一步研究乡土知识传承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本文重点对比苏联式（以下简称“苏式”）多民族国家建设模式和中国式（以下简称“中式”）多元一体国家建设模式，探讨这两种模式对国民教育中乡土知识传承所形成的不同的法律规范和政策制约。本文运用公民身份/地位（citizenship）多重性这个理论框架，分析这两种模式的法律规范和政策制约，指出这两种国家建设模式对国民的公民身份/地位有不同的法律界定和政策制约。国民的公民身份有轻有重，而公民地位涵盖政治、领土、文化、语言等诸多重面。每一重面又包括了公民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苏式多民族国家建设模式对公民的界定相对狭窄，而中国多元一体国家建设模式对公民的界定比较广义。 　　本文认为，国家建设模式实际上可制约限定知识传承的渠道，形成知识传承的“条块效应”，规定知识传承的“单行道”或“双行道”。苏式国家建设模式把乡土知识传承块化，限制在一个一个的区域内，同时又把国家知识传承条化，形成统一国家认同的单行道。最终，条块效应不但没有加强国家认同，反而从根本上动摇国家建设的基石，使族群离心离德，让国家难以面对国际国内日益加速的变化。相反，中式国家模式对公民的广义界定有利于知识传承的双行道建设。乡土知识可以上行，升格为国家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有机组合的一体国家知识下行，在各族公民中广泛传承，成为公民共识，形成国家认同的基础。很明显，苏式国家建设模式和中式国家建设模式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处理乡土知识，前者让乡土知识给国家认同拦路，而后者让乡土知识为国家认同铺路。 　　二、国家建设模式的定义 　　因为乡土知识传承与国家建设模式紧密相关，所以本文必须先研究中国的国家建设模式，才能进一步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曾撰文详细论述了6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设模式的演变 （Zhou 2010）。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制定国策一边倒，全面采取了苏联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苏联的政治模式在国家建设问题上体现为多民族制。在形式上，多民族国家建设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中具体表现为由诸民族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度，而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说明，无论是苏式经济建设模式还是苏式国家建设模式，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让国家重生。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逐步放弃苏式经济建设模式，创生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模式，从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使中国逐渐崛起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但是，中国对苏式政治模式的改革却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经济建设模式改革的巨大成功，国家建设模式发展的严重滞后，苏联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惨重失败，这些因素促使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新审视苏式多民族国家建设模式，开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模式。这一新思考以费孝通先生（1999）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为基础，逐步地从学术探讨发展到公共话语、政策制定以及立法执法等领域，终于使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模式，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模式，破茧而出。 　　苏式多民族国家建设模式与中式多元一体国家建设模式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差别呢？本文以为，其主要差别就是这两个模式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公民的关系。苏式模式在国家和民族这两个层次上处理公民关系；中式模式则试图在国家、中华民族、族群3个层次上处理公民关系{1}。处理公民的关系的层次不同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