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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城乡一体化和景观格局演变相关性研究 　　1 城乡发展的新阶段与城乡关系的战略转型 　　1.1城乡发展的新阶段：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提出 城乡关系历来是影响我国发展和稳定全局的战略性问题，“城乡互助”的思想作为基本经济纲领在建国初期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中就已经被提及（武力，2007）。但在实践中，出于对快速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战略追求，在20世纪中叶后的漫长岁月中，城乡关系的实质基本上是农业和农村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并通过一系列差异化的制度设计，形成并强化了城乡的二元结构。 　　1.1.1改革开放前的强制性“以乡促城” 　　1949―1978年，我国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并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导向、城市偏向”的整体发展战略和“挖乡补城、以农哺工”的资金积累模式下，农业的意义除了解决吃饭问题外，更重要的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和降低成本‰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核心特征表现为：农产品不平等交易、城乡劳动力之间的非自由流动、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城乡二元结构”凸显的过程。但这种城乡二元带有明显的政府导向性色彩，即国家通过包括农产品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城乡二元化的制度设计来强制性推行。本质上看，实际上是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对农村和农民实行“统制”。 　　1.1.2 2000年以前的市场化“以乡促城” 　　1978年后，农村和城市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激活了城乡生产要素，释放了城乡的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城乡之间带有强制性色彩的制度藩篱逐渐被拆除，城乡相对封闭的格局被打破，生产要素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市场化条件下，由于工业收益大于农业收益的市场效应，农村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自发地快速向城市流动，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但是，由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和传统体制的遗留，城乡之间的差距、农民和农村的弱势地位并没有改变。城乡关系中“以乡促城”的格局由改革开放前政府导向下的强制性色彩，改变为利益集团和资本导向下的市场化色彩。 　　1.1.3新时期国家战略主导下的“以城带乡”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城乡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时期，城乡关系发生了战略性转型：首先，国家在战略上对城乡关系的认识由“城乡分治”、“大力推进城市化”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阶段；其次，相应的城乡改革，由经济领域拓展到包括免征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免除费用、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等社会领域，也拓展到基础事权、调整各级政府关系的体制领域。 　　1.2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内涵要求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城乡关系演进的最高阶段，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发展而得以实现，并依赖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扩散。从内容主体上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不仅仅是包括城乡关系，还包括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对过去“重城轻乡”的修正，也是对过去“重经济轻社会”的修正，强调的是多元主体之间全面的统筹协调。 　　从内涵上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实现应该包括4个方面：①城乡资源高效地综合利用；②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③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④城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融合。 　　在内容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包括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和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两个方面的核心目标。其中，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内涵是城市（镇）与乡村在产出效益上趋于一致，重点是促进城乡经济要素（包括组织、资源、市场、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的多维传播和融合。实现途径包括：加快城乡经济发展、完善城乡经济结构、增加城乡经济联系和优化城乡经济布局四个方面。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内涵则是城市（镇）与乡村居民生活质量趋于一致，重点是城乡居民具有同等的生活待遇和发展机会。实现途径主要包括：加快城乡社会建设、促进城乡公平发展、均衡配置城乡公共资源、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等几个方面。 　　2 国内城乡一体化规划的研究与实践探索 　　城乡一体化是中国首创的词汇，但其思想渊源却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观点中就有所体现。从本质上看，城乡一体化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城乡二元”。一直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于“城乡二元”的研究，基本上从两条平行脉络展开：一条是对于“经济二元”的研究，侧重点是工农产业关系，发端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论”；另一条是“空间二元”的研究，侧重点是城乡关系，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麦基等。 　　3 新时期城乡一体化规划的理论思考 　　3.1主体与边界 　　新时期的城乡一体化规划，既不能把它视为空间范围扩大化后的城市总体规划，也不能把它等同于传统城镇体系规划的细化，而是应该定位为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区域规划。规划的内容乃至成果的表达方式，必须立足于政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