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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投资协定和外商直接投资一个文献综述 　　摘要：近年来，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与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议题是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法学领域持续关注的热点。BIT是否促进了FDI？BIT通过怎样的传导机制影响FDI？文章从研究设计、影响机制、异质性因素三个角度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来回答上述两个问题。通过梳理BIT对FDI影响的研究进展与脉络，总结出研究设计的潜在缺陷、BIT的时间效应以及BIT内容异质性等研究局限，并尝试提出未来可能进一步研究的几个方向。 　　关键词：双边投资协定；外商直接投资；异质性 　　一、 引言 　　BIT的目标是鼓励并保护双方缔约国的投资。BIT具体条款一直在变化，有关业绩要求，资本流动，争端解决等更多内容不断包括进来，这一系列议题足以影响到FDI东道国的投资环境（Burkhardt，1986；Salacuse，1990）。BIT可能不仅通过投资保护条款（比如对国外投资者享受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以及补偿征收，允许第三方的争端解决机制）促进FDI，也可能通过自由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反过来刺激现有的外商投资（Nichoals Sullivan，2005）。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接受与FDI相关的更为严格的BIT条款（诸如投资者-国家争端以及准入前国民待遇等），这是东道国之间自我强化、相互影响的竞争结果（Milner，2014）。 　　二、 BIT是否促进了FDI 　　1. 基于BIT缔约国双边FDI流量的分析发现。早期的研究发现BIT并没有影响FDI。Vandevelde，Aranda和Zimmy（1998）最先经验分析了BIT对FDI的影响，发现在计量模型中的BIT的系数虽正，但在置信区间内并不是很显著，BIT对FDI的影响较弱。Tobin和Rose-Ackerman（2005）、Gallgher和Birch（2006）检验美国FDI的流出量与BIT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美式BIT没有促使美国投资者增加对签约国的投资。Hallward Driemeier（2003）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BIT并没有促进OECD国家的FDI流出，BIT对FDI的促进作用只在BIT生效5年后才微弱出现。Jason Webb. Yackee（2008）考虑到投资协定的差异性（投资协定中是否含有仲裁条款），将BIT分为“强式”BIT与“弱式”BIT后研究发现，理论上最有可能增加投资流量的投资协定与增加的投资量之间没有联系。Berger，Busse，Nunnenkamp，Roy（2010）将BIT以及生效并含有争端解决机制的BIT两个重要解释变量放入模型，研究结果印证了Jason Webb. Yackee（2008）的结论，更严格的争端解决条款对FDI没有实际的影响。 　　另一部分学者得出相反的结论。Salacuse和Sullivan（2005）发现相比于非签约国，美国对签约国的FDI流量有大量的增加。Haftel（2010）进一步实证检验发现只有生效的BIT对FDI有正向影响。Busse和Koniger（2008）考虑到BIT的竞争性（一国相比于他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基于贸易理论的经典引力模型，扩大之前研究文献中的样本容量，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通过签订BIT促进了FDI的流入。Kate Hadley（2013）指出中国签订的BIT的确促进了缔约国的投资进入中国，而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缔约时，将BIT视为保护投资和投资自由化的政策承诺工具，同时BIT促进了中国国内法制的完善。 　　2. 基于东道国FDI总量的分析发现。Vandevelde，Aranda和Zimmy（1998）利用FDI总量进行横截面分析，发现结果随着模型的具体形式而不一，BIT的作用并不显著，并指出BIT在国家层面的横截面分析中，相比于FDI的其他影响因素（GDP、人口等），只是次要作用，考虑到并不能控制住各个国家不同的具体特征，即便模型估计的系数比较一致，也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Salacuse和Sullivan（2003）用三个哑变量区分美式BIT，其他OECD（非美国）的BIT，非OECD的BIT，验证美式BIT与FDI总流入量的关系是否比非美式BIT更强，研究发现与美国签订BIT能显著促进发展中国家总体FDI流入量，而与其他国家签订BIT没有显著影响。Banga（2003）以及Neumayer和Spess（2005）都发现BIT对FDI有高度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签订BIT数量增加，吸引FDI的流入总量上升。其中，与发达国家签订BIT的国家，BIT与FDI的流入总量正相关性显著，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的BIT，与FDI流入总量无显著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