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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书籍封面设计 　　希望的彩虹 　　 　　有位作家说过，一本书就是一个人。而封面则无异于一张表情丰富的面孔。这张面孔或天真烂漫，或朴实敦厚，或艳丽迷人，或神秘冷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从美术业余爱好者，到出版社正式的美编，用心做过很多个设计，回想起来，还真是让人难以忘怀。 　　1977年3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设计家张守义老师约我设计封面，原来，出于中日文化交流的需要，该社要出版《井上靖小说选》。那时我在四机部(后改名为电子工业部)下属的798厂工作，是厂美术组组长。我过去读过一些中外文艺作品，知道井上靖是日本的名作家，自己能受此重托，十分高兴。我根据文字编辑提供的小说情节，决定在主人公的梦境上做文章，千方百计找来日本书刊和传统图案，搞出了七八个草图。之后经过反复比较并征求了守义老师的意见，精心绘出了主人公在寥廓夜空中朦胧望见一片灿烂的菊花焰火的构图。具体造型我吸取了剪纸的阴刻手法，线条简洁单纯，底色用浅灰衬出一方似窗非窗的玫瑰色夜空，三朵形态各异、参次错落的菊花似在隐隐飞升，渐渐绽开。书名采用了北影导演陈方千先生遒劲洒脱的行书，整个设计凝重、高雅，很有日本民族风韵。样书印出后，正逢井上靖先生来华访问，不几天，守义老师对我说。井上靖先生对设计非常满意，请国家出版局领导向我转达谢意。他还取出一张香港《大公报》给我看――原来，有一篇书评不仅赞扬了我的设计，还刊登了书籍封面的照片。第一次正式设计书籍封面的成功，令我激动不已，我想起了1958年考入工厂之后，厂工会一再发挥我爱好写写画画的特长，多次推荐我参加各种文艺创作学习班；我想起了文革后期认识曹辛之、张守义老师之后，他们对我的引导和指教：想起了人民出版社的张慈中、郭振华老师为了扶持业余作者，亲自到我厂指导创作，也忆起了我在二十年中矢志不渝地勤奋读书，写作，练习绘画、书法…… 　　不久，我又应约为夏衍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李准的《大河奔流》、唐?|的《海山论集》等书设计封面，在守义老师的悉心指教下，都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尤其是《大河奔流》封面，我用三条电影胶带托出了一片精心描绘的绵延不断的花卉图案，象征着我国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即将到来!为了画好这几十个花卉小图案。我的铅笔稿和墨稿不知改了多少回，为了线条柔美精致，我甚至一个个用放大镜检查!当时。虽然稿费制度还没恢复，但我就像着了魔似地使出了浑身解数，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北影摄制组的艺术家们看到《大河奔流》样书时，都说装饰味浓，大方、好看!当我走进王府井书店那宽敞明亮的大堂，看到在摆脱四人帮文化桎梏后迅速出版的一排排新书中，也有我那几件心血凝成的习作时，很是动情，眼前的瑰丽缤纷的色彩似乎幻化飞腾起来，腾起了希望的彩虹…… 　　 　　步入百花园 　　 　　1978年10月，经守义老师和许觉民先生介绍，我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从事书籍设计。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文艺理论家贾芝等人编辑整理的《李大钊诗文选集》，并将封面设计交托给我。当时，我觉得心里沉甸甸的。李大钊先生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伟大的革命先驱者之一，在血腥的“四?一二”事变之后，被军阀杀害。这个封面该如何立意呢?我决定不采用常见的梅兰竹菊纹样或肖像图案。我翻阅有关材料，凝视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等图片，想到了那段黑暗的年月、殷红的鲜血和革命志士们的坎坷经历，我要用我的画笔为先生祭奠不朽的英灵，在庄重肃穆的封面之上，为后人昭示这段历史。几易其稿，最后我决定使用在残旧墙面上手拓的一幅纹样，衬出一方略残的黑色“碑石”，上面有我精心书写的赤红的“李大钊”和洁白的“诗文选集”书名。那深黯的兰灰色的斑斑驳驳的图案，使人联想到那段浴血艰辛的革命轨迹，而凝重醒目的书名，使人对先烈油然而生钦敬之情。样书印出后，不仅受到编者好评，而且入选中国美协在美院展览馆主办的装帧艺术作品展。 　　成为一名正式的美术编辑后，我经常浏览书店，对各种书籍设计十分关注。我曾利用各种途径，收集了北京和全国各地同仁设计的封面样张两千多种，也撰写发表了不少评介文章并收到很多同行热情的来信。有一次，我到社科院阅览室查阅资料，发现院办的三十多种期刊封面设计都很单调苍白。于是凭着一股热情，主动设计了十几种封面，先后被《法学研究》、《法学译丛》、《民族研究》、《南亚研究》、《社会学通讯》、《拉丁美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索引》等杂志采用。 　　那是段难忘的日子。我用充沛的热情投入工作，而我喜爱的书籍设计工作，又激发出我永不疲倦的热情。我这个没进过艺术院校之门的美术爱好者，通过艰苦的努力。感到事业繁花似锦，希望就在前面! 　　 　　追求独特的创意 　　 　　每一帧封面都应该是有个性、有灵魂的，我在设计时总是希望能寻找到独特的创意。在为北大教授孙玉石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