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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学科研究和中国思想史 　　关于思想史 　　 　　“思想史”的观念来自西方，而且西方对思想史的研究和界定有过激烈的争论和发展的脉络。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并不是与西方同步的，甚至与西方所谓“思想史”的研究脱节。这自然会影响“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发展。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难免要面对思想史在西方兴起时所经历的同样思考：如何对思想史界定?思想史与其他学科如何划分?1968年，日本著名汉学家赤冢忠、金谷治、福永光司、山井涌等合著《中国思想史》。1981年，张昭在该书的译本“序”中比较了中国与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认为中国对本国思想史的研究比日本起步晚，并受到日本的研究成果的影响。他举出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出版)和谢无量《中国哲学史》(1916年出版)作为中国对本国思想史研究的最早成果，认为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序》中所说“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标准，则益将彷徨于歧路”，具有与日本草创期共通的意识。①张氏指出，在此之后，学人对传统思想的反省加深，从本国思想中寻求新的哲学根据之意识加强，遂产生：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以中 　　国思想与世界思想的融合为最后目标，说明中国 　　思想史的展开方法、哲学评价的基准、考证与史料 　　的批判处理等，初次在中国建立哲学史研究的方 　　法。又，他对各思想的解说与批评也非常新。他 　　的《先秦名学史》，从容易被忽略的逻辑思考方面 　　论述中国古代思想之展开，显示新的见解。接着 　　出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1920)、《先秦政治 　　思想史》(1922)、《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等， 　　乃是系统地整理思想展开之著作。又，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1934)，则是显示这种研究本国思 　　想的新顶点。②从以上所论可以看出，张昭对“思想史”的界定颇为模糊，以致哲学史、政治思想史、学术史等均混为一谈，无法分清学科之间的特色。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译者，因为该书本身对思想史的定义就没有交代清楚。金谷治在该书第一章“总论”的开首“何谓思想史?”一节是这样解释的： 　　此处首拟叙述的所谓中国思想史，顾名思义， 　　乃是中国思想的历史。中国一概念虽不成问题， 　　但首先仍需解明我们今后当作对象的所谓思想是 　　 　　什么?又思想的历史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因此， 　　先看看何谓思想?这可认为包括从人类精神的自 　　觉作用所生的一总事物。在此意义下，文学作品 　　与艺术作品本身也可说是思想。但是，通常当我 　　们与文学、艺术区分而说思想时，认为文学与艺术 　　表现思想，而思想则从基底支柱文学与艺术之内 　　容。所谓思想，乃是指类此一般化的基础性的东 　　西。当然，精神的作用还是深化。譬如，有像冲动 　　一样触发的或无意识的作用，有时这些作用也达 　　成很大的文化使命，但这些作用本身不是思想。 　　我认为，重新自觉地拿来加以反省所产生的东西， 　　才称得上思想之名。①金谷治认为，“中国思想史”就是思想的“历史”，而“思想”则是“人类精神的自觉作用所生的一总事物”，对“思想史”的范围没有直接的表明。稍后，他进一步地说： 　　但同是思想，即有充满独断的谬误者，也有客 　　观合理可得万人承认而具备道理者。一切都是思 　　想，当然思想有价值的高下；又思想影响力之大、 　　之深，也有各种不同的程度。在思想之中，有关原 　　理问题之思想，具备逻辑的一致性者，若称为体系 　　的哲学思想的话，则该哲学思想才可说达到思想 　　的顶点。但虽说是顶点，只要是追求原理，则仍然 　　具有从基底支柱诸文化事象的性格。思想也者即 　　是之谓。②这里说有体系的哲学思想才是最好的思想，这样，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分别就更加含糊不清。所以，当他列举日本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时，就包括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狩野直熹《中国哲学史》等书。③ 　　 　　思想史的研究与中国思想史 　　 　　一般谈到中国本身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都会举出20世纪50年代侯外庐编写的巨著《中国思想通史》。但《中国思想通史》并没有清楚的表明立场，对中国思想史的范围和界定也没有深入探讨。在不到两千字的“序”中，编者开宗明义地交代了该书的内容和特点： 　　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 　　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 　　显得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 　　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显得比较复杂。 　　因此，我们的研究只是初步尝试的性质，虽然曾用 　　了些功夫，但不敢说对中华民族丰富的遗产做出 　　了科学的总结。④侯外庐的“序”说他们的中国思想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