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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决策模式转型和新型智库建设 　　〔摘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行政决策模式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行政决策模式从管理主义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为智库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行政决策程序的角度讲，智库需要为公众参与进行引导、为专家咨询提供保障、为可行性论证保持理性、为环境影响评价发挥作用。然而在当前行政决策程序下，智库建设还存在着公众参与引导不畅、专家咨询角色错位、可行性论证走过场、环境影响评价缺乏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实现智库参与的程序化、确保智库构成的合理化、促进智库组织的协调化等方面，进一步发挥智库在行政决策中的作用。 　　〔关键词〕行政决策;决策模式;智库建设;专家咨询;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3-0078-05 　　智库（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智囊团）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要求。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在此基础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专门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总体要求。然而与时代要求相比，我国新型智库建设还相对滞后，智库对政府决策过程的影响力还不足，难以满足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在我国行政决策过程中，行政决策模式的转型无疑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进一步发挥智库在行政决策中的作用，是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行政决策模式转型：从管理主义到参与式治理 著名管理学家西蒙曾提出：“管理就是决策”〔1〕，他强调了决策在管理中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在政治生活中决策同样极为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决策体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中枢系统，也是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2〕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行的决策体制是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上，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六十多年的变革中逐渐形成的。在此过程中，行政决策模式经历了“从管理主义模式到参与式治理模式” 〔3〕的转型。 　　 我国传统的行政决策模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直接产物，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扮演了主导角色。这种行政决策模式，被大家称之为“管理主义模式”。在管理主义决策模式下，“行政体制内的政治/行政精英垄断着主要政策的决策资源和权力”。〔4〕管理主义决策模式将国家治理简化为决策者对人和事的单向度管理，并对公众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进行塑造，如此一来，公众独立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缺乏有效的表达途径。这种决策模式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但是其顽疾也在发展中逐渐凸显出来，尤其表现在对民众的回应性微弱。虽然决策领导层试图运用“运动型治理”〔5〕的方式来纠偏以恢复政府对民众的回应性，但是带来的后果却是社会的全面停滞甚至瘫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党和国家逐渐意识到传统管理主义决策模式的弊端，开始思考行政决策机制的转型问题。 　　 一般认为，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关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是我国自上而下地启动行政决策转型的标志。此后，历届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文件中都涉及或提到了进一步加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方针政策，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智库体系。最早出现的智库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由政治精英组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当时我国最有影响的智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化和研究领域的精细化，诸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各高校下属研究机构等精英团体开始参与到决策过程之中。正如王绍光的研究表明，随着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国议程设置已经变得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了。〔6〕因此，我们可以粗略地将我国行政决策模式概括为从管理主义模式向参与式治理模式的转变。 　　二、行政决策模式转型对智库建设的新要求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行政决策模式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行政决策模式转型不断对智库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注入新的动力，促进了智库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智库建设也促进了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为行政决策模式转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7〕从行政决策程序的角度讲，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可行性论证、环境影响评价等环节都需要智库在其中发挥作用，同时也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智库为公众参与进行引导 　　 行政决策程序的公众参与是指决策权力主体在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