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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和象征莎士比亚园林和地方意识探析 　　摘 要 强化对于“地方”概念的认知，兼顾人文主义理论建构的目的，通过分析地方的特定意识与文化和莎士比亚园林对于这种地方意识的构建植根于莎士比亚文化的对比与联系，得出具有历史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合人居园林的设计理念与理论构建。 　　关键词 莎士比亚；园林；地方意识；文化象征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志码：B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7.21.026 　　1 地方意识 　　“地方”的概念从最初的物化空间，发展变化到具有抽象色彩空间的一部分，最后演变为如今地理学中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具体地理空间，人们对于“地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在《物理学》中探讨过有关“地方”的定义，认为“地方”这个词只适用于物体，指一种实在的位置，而不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空间。地理学科建立之后，人文地理学家一直试图将“地方”与“空间”区分，认为这两个概念有相关性，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虽然对于这种概念的区分能够打破日常中人们等同“地方”与“空间”的固定思维模式，强化对于“地方”概念的认知，但如果考虑到人文主义理论建构的目的，那么这种区分则显得多余且不必要。因为人文地理学的共同假设是“世界的真实实际上是人的建构”，它区别于纯粹地理学最关键的一点是，人文地理学更加关注人的参与，赋予人的生理需要与情感诉求，而不是实证主义空间科学概念下“无人参与”（peopleless）的纯粹地理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地方、还是空间，关注的重心都集中到了“人”自身。 　　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认为，地方“是给个人和集体提供安全和身份的来源”，正如他谈起自己的身份时说他“对中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结。”但给与他这种身份认同的并非是现实存在的“地方”或“空间”，而是记忆与文化认同中的抽象地理概念，毕竟时间的力量过于强大，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实在的“地方”与“空间”不再可能倒退回段义孚的童年时代。所以，沟通起现时代人们与地理之间联系的，最主要的还是历史与记忆。莎士比亚园林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概念，与段义孚对于地理的概念有共同之处也有区别。其重塑和重建是基于对于历史的重现，但重现并非是按照模板进行构造，而是试图通过带有莎士比亚“气息”的实在物（即与莎士比亚有关的一切）激发人们的记忆来建立起游览者与这种后世建立的崭新的“空间”的联系[1]。无论是旅游还是仅仅在园林中游玩，视觉、听觉、嗅觉甚至触觉上带给游览者感官上的刺激，都带有某种深刻的文化含义，也即所?^的莎士比亚的“气息”。从维多利亚晚期开始出现的各种关于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花卉书籍以及园林俱乐部，到之后的20世纪，在美国广泛兴起的莎士比亚园林的修建，都是对伟大的莎士比亚的缅怀与记忆，同时美国的莎士比亚园林与英国的莎士比亚之间的联系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隐秘但不可忽视的政治文化意义，在观者与被观者之间，隐射了美国与英国在政治和文化话语中的某种内在关系。 　　2 “人本主义”的莎士比亚园林 　　莎士比亚园林对于地方意识的构建植根于莎士比亚文化，无论是树篱的设计，还是被药草覆盖两边的园林小径，都是试图对莎士比亚的生活与莎士比亚的文本进行感官上的回应，这也成为莎士比亚园林区别于其他普通园林的关键所在。以克利夫兰（Cleveland）莎士比亚园林为例，在时间意义上，它建立于莎士比亚逝世300周年纪念之时，关键时间点的选择让克利夫兰莎士比亚园林与莎士比亚之间产生了一种近乎天然的合情合理的联系；而在空间设计上，园林入口的门柱采用英式的风格，园林四周以树篱环绕，石板小路与被药草包围的小径汇聚到中央的莎士比亚雕塑像。园林生长的桑葚树获赠予著名的莎士比亚批评家Sidney Lee，Sidney Lee的桑葚枝条又直接来源于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德的New Place亲手种植的桑葚树。园林的榆树是演员E. H. Sothen和Julia Marlowe亲手种植的，Julia Marlowe四岁时从英国举家移民到美国，受她父亲的影响，她成为了一名舞台剧演员，而其饰演的最有影响最具知名度的剧本则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第十二夜》等，而Sothen也是在此时与Julia一起声名大噪。由于这两位演员对莎士比亚戏剧的饰演有着独特的理解与阐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而在20世纪初的美国，提起Sothen与Julia Marlowe，人们便会瞬间想起他们与莎士比亚之间的某种关联，甚至就认为他们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因而他们在克利夫兰莎士比亚园林中种植的榆树更具有象征意义――罗密欧与朱丽叶并没有死去，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仍然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克利夫兰莎士比亚园林中的这些树便是他们仍然存在的证据，文本与风景、实在物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