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和改写――辜鸿铭英译论语探析.docVIP

操纵和改写――辜鸿铭英译论语探析 　　[摘要] 本文借鉴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分析辜鸿铭英译《论语》的动机和策略,指出:辜氏翻译选材是在其译者主体性尤其是文化意识形态作用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超越,而其译文中对原文的改写是当时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的结果。 　　[关键词] 论语操纵改写意识形态诗学 　　 　　引论 　　辜鸿铭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翻译家。在晚清中国的知识分子推行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他却逆向而行,大力向西方传播儒家文化,成为第一个翻译儒家经典的中国人。1898年,辜氏英译儒经的第一部作品《论语》在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发行。他不仅增添了副标题“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注释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黄兴涛,1996:344),还在译文中利用西洋文化观念和哲学名词解释儒经,增加了许多自己的理解。按照传统的“信、达、雅”或者“忠实”、“对等”的翻译标准,他的译文是不忠实的,其独特的翻译行为也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不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将翻译置于文化、社会、历史的宏观语境下进行探讨,同时译者的主体作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本文借鉴勒菲弗尔(Lefevere)的操控理论分析辜译《论语》,解释辜氏为何在“西学东渐”的社会主流下英译《论语》以及其在操纵作用下改写策略,还辜译《论语》一个客观的评价。 　　一、辜译选材――译者主体作用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超越 　　在勒菲弗尔看来,意识形态泛指那些命令我们行动的形式、规范和信仰(Lefevre,2004:16) 。他进一步将意识形态分为显性意识形态和潜在的意识形态,前者指社会生活中对译者产生明显操控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后者指潜存于译者思想中的个人意识形态(Hermans,1985:227)。所谓“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简言之,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里占主导地位政治、伦理、审美、价值观等的倾向。 　　晚清时期,中国遭遇列强蚕食,满清政府政治、军事上进退失据,主权的沦丧不可避免地带来包括文明话语权等其它各方面平等权利的丧失;再者,汉学家、传教士大肆制造、撒播东方主义言论,将中国描述成愚昧、落后、野蛮、守旧的帝国,为西方的殖民扩张、输出文明制造口实。与此同时,国内“师夷长技”、“咸与维新”的现代化浪潮不断高涨,出现了“西学东渐”社会主流;而西方列强则仗着军事强势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宣扬西方文化优越论,歧视中国文化,严重损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辜鸿铭选择逆社会主流英译《论语》,是在其译者主体性尤其是文化意识作用下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操纵的超越。辜鸿铭在欧洲留学数十年,“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虽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但由于深受西方带有文化保守主义性质的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西方近世物质文明深深不满,所以在未回国之前他就开始向往祖国强调道德和古典价值的传统儒家文化,这为其后来形成儒家思想价值取向的世界观提供了沃上,而早期著名维新派人士马建忠和洋务派重要领袖张之洞则在其踏上通往儒家文化的道路产生了直接影响(王勇,2007:73)。 　　辜氏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对儒家思想的笃信和捍卫促使其借助翻译《论语》向西方人展示中国文化的价值和魅力,最终目的是消除他们对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歧视,而给予理解与尊重。对此,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明确有表示:“借此表达这样一个愿望:即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黄兴涛,1996:346-347) 　　二、操纵理论下辜氏改写策略 　　勒菲弗尔认为,“一切翻译都是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据此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操纵文学发挥功能。改写就是操纵。”(Lefevere, 2004: preface)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若语言学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性质的考虑发生冲突时,总是意识形态和/或诗学胜出,这一表现可见于翻译过程的各个层面。”(ibid:39)下文结合辜译本中的实例分析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和诗学操纵下辜氏的改写策略: 　　1.意识形态操纵与辜氏改写策略 　　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规定着译者采用的基本策略,为译者解决原语“论域”(universe of discourse,也称为“文化万象”,即原文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客观事物、观念、原作者熟悉的社会习俗)和语言表达(linguistic expression)方面的基本问题提供决策(ibid:41)。当原文所描述的某些事实与读者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抵触时,译者往往舍“信”求顺,以求得到读者对译文的接受。 　　在辜鸿铭所处的时代,西方文明正处于繁荣阶段。“当一个文化系统处于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