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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和社会管理创新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是全国政法系统的三项重点工作，其中社会管理创新作为三项重点工作的关键性环节，既制约着社会矛盾化解的方式和效果，又对预示着公正廉洁执法的水平。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管理创新的趋势，对检察机关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公正廉洁执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从统治到治理 　　 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从治理（governance）的角度来思考和描述非洲的情形。联合国还专门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出版《全球治理》杂志。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认为，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１］。此后，治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描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在英文中治理字面表示为“governance”以区别“government”。“government”意为统治、操纵，其权威来自政府。罗西瑙（J.N.Rosenau，1995）在《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21世纪的治理》等著作中将治理与统治作了对比。他认为治理是一系列活动领域的管理机制，其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实现，但是治理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２］。罗茨（R.Rhodes,1996）提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的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３］。受上述治理文献的启发，笔者认为治理是社会整体对其自身发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组织过程，这里的发展是指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凡是涉及社会发展的一切法人和自然人都应该是治理主体，也就是说在这一组织过程中，其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团体，还可以是个人；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当然也可以是他们的合作。各主体之间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政府只是治理主体之一。 　　 整个20世纪的历史表明，在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征途上，市场和政府都有其优势和失灵之处。市场被古典经济学认为是组织经济的最有效方式，政府只是作为“守夜人”而存在，其主要职能是确立产权和契约自由。但市场在遇到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情况时，巨大的交易费用就会导致市场丧失效率。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全球经济大萧条，人们开始意识到政府干预市场的必要，于是倡导政府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主导性的经济思想。此时，经济学家认识到，政府除了充当“守夜人”和限制垄断、减少和消除外部性、提供公共产品外，还应该保证经济增长的宏观环境。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促进充分就业，维持包括汇率和利率在内的价格稳定，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此，政府甚至可以不惜采用赤字财政政策和高通胀来筹措推行扩张性政府支出所需的资金。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长期执行赤字财政政策，并用通货膨胀政策来筹措财政预算，结果造成70年代至80年代的“滞胀”。主张政府在发展经济中但任要角的“政府浪漫主义”在发展中国家也大行其道。结果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但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反而使市场扭曲和失灵更为严重［４］。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瓶颈暴露无遗。在某种意义上，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把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发挥到极致，好心的愿望却造成一边是积压如山的劣质商品，一边是广大的消费者买不到称心如意的商品，经济在经历畸形的增长之后，步入近乎停滞的境地。在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困境中，人们开始意识到用治理来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局限，谋求经济进步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治理与检察理念 　　 治理在中国的提出和运用，不仅意味着这社会管理创新发生重大改变，而且要求司法机关尤其是法律监督机关转变原来由社会统治形成检察理念而适应治理的需要。治理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治理主要是在私域和市民社会中得以完成，而在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欠缺和私域空间的狭小却是早已不争的事实。这就要求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树立科学的检察理念,保护和促进市民社会的发展。 　　 （一）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权，当私权受公权的不当侵害时依法使私权得到救济 　　 在经典的法律理论中，无论是西方主流理论中的契约论还是马克思主义中从“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律或司法权就其来源上讲是人们自身权利的一部分，法律资源应该为人们所享有。但是公权力形成后，行使公权力的人却容易反过来对私权力造成不当挤压和侵害。为了保证私权不受公权的不当侵害，人们为了更好的享有作为非物质资源的公权力，司法制度从“全能法院”转变到“裁判法院”，从“私诉制度”转变到公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