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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阶层和中央集权矛盾性探析 　　摘 要：由于日本在前近代一直没有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因此武士才得以产生、发展、壮大，并建立武家政权。明治中央集权政府一成立，武士阶层迅速土崩瓦解，消散灭亡，因此从其兴亡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武士作为具有“私兵”性质的社会阶层与中央集权的权力体制有着天然的矛盾性与对抗性。 　　关键词：日本；武士阶层；中央集权；国家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2-0047-08 　　武士阶层产生于平安时代，消亡于明治初期，在日本历史上活跃了千年之久。即使从镰仓政权建立算起，也有近700年的历史。因此，武士制度、武士传统、武士思想、武士政权、武士阶级等领域历来是中国学者研究的重点，成果也颇丰。然而就武士阶层而言，前期研究往往注重于武士阶层产生的条件，即日本公有制土地瓦解，私有庄园为自存自立组织了私人武装群体，即武士阶级或武士阶层，因而一般认为私田制造就武士阶层。然而单一的经济角度往往不够全面，因为同样是土地私有制的中国、朝鲜及其它东方国家，却没有形成庄园及武士阶层。日本武士阶层不仅产生，而且发展壮大到自身建立政权并维系七百年之久。明治政权建立后，活跃了千年之久的武士顷刻间土崩瓦解，这其中一定有其特殊的政治结构为背景、因此关于武士阶层存在的政治背景、武士与政权构成关系等方面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文章以为：由于日本在前近代一直没有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因此武士作为社会阶层与政治组织才得以存在，即武士阶层与中央集权有着天然的矛盾性、对抗性与冲突性。理解这一特征，对于研究武士十分必要。武士是社会阶层、私兵、私人武装力量与团体。中央集权是政权构成形式，是指国家核心的经济、政治、军事权力由中央政府掌握。本来作为社会阶层存在的武士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本无必然的联系，但日本的武士阶层，明显有不同于其它农、工、商等社会阶层的特殊属性，即为军事力。武士从其一产生，就有对抗政府的性质。作为“私兵”存在的武士与赖以生存的庄园正是瓦解中央权力的个体单位。所以有军事力的社会阶层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是相逆相悖的。军事力与国家政权要么一致，要么对抗，并不存在第三种可能。这由武士特有的属性所决定，其它作为职业或身份的社会阶层均不具备与地方权力相依存的特性，如农民阶层，不存在只能依存于地方政权而不能依存于中央政权或反过来的情况，工商亦然。 　　一、中央王权衰落与武士阶层产生 　　武士产生的背景是所谓的“中央集权”衰落。天皇为加强皇权，建立像中国一样的中央集权国家，曾有两次较大的创制性尝试。第一次是圣德太子改革，其方式是颁布了一个道德规范，但改革没有从实质上对贵族及特权阶层予以有力打击，提高皇权也很有限。皇室之后又进行了新的改革，被称为大化改新，其内容为：在经济上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班田”即“颁田”，即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收归国有，变成“公地”、“公民”；意义在于公民由国家负责，享受从国家获取土地的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赋租劳役义务。政治上改革官制，“从太政官?八省到国司?郡司的官僚制、中央五卫府的军团制到诸国军团的军事组织、租庸调的统一税制为基础支柱构建国家”[1]211。这一政治形式是一君万民体制的尝试。然而八省、百官表面上由中央任命，对中央负责，实际只是地方豪族的确认，所改变的也只是官制与称谓的变化。此外国家有大量私有土地、私有民存在。“公民虽属国衙，是权力机关的一般个体人。但又有大量从属于天皇、皇族、贵族、豪族及神社、寺院的私有民存在，即奴隶或农奴”[1]212，这又与一君万民体制相对抗。“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在贯彻实行时，到底只是形式而已，实现起来有诸多困难，制度机能也未能有效运行”[2]18。永原庆二称之为非律令因素过多，因此中央集权是不完备的[2]26。日本自称律令制，按其字面表述即为“统一制度、统一宪法下的国家”，有时也写作“中央集权”，然而这只是字面含意，与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及其榜样中国政权形式存在着巨大差别。这种形式上的“中央集权制”，称之为“王朝国家”则更为贴切。因此改革不久班田制就由于历史条件不足等原因不能继续推行，《三世一身法》及《垦田永私法》相继出台。班田制瓦解就意味着税收体制瘫痪、征兵制动摇。私有土地制的庄园开始出现，庄园主为维系庄园的政治、经济利益，组织武装农民或看家护院、练习武艺，或组织力量参与保卫庄园的战斗，或负责庄园内部的日常保卫，行使军警权，镇压不法庄民，武士阶层由此产生。庄园的存在事实上对抗了“公地公民”，武士的出现，也是在现实上动摇瓦解了所谓的“中央集权”。“武家的基础是以村落共同体庄园为基础，以各种寺社、私领的增加和财力、武力加强为后盾。农民主、庄官是武家构成的基础单位”[3]12。庄园主将同族人武装起来，称之为家子，将庄民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