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罪刑法定原则和超法规期待可能性之契合.docVIP

议罪刑法定原则和超法规期待可能性之契合 　　一、罪刑法定原则与期待可能性之内涵分析 　　1、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分析 　　罪刑法定原的最早渊源是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自由大宪章》，其法律渊源是法国1789年8月26日的《人权宣言》、1791年的《宪法》和1810年法国刑法典。[1] 　　首先，罪刑法定意味着 无法，无刑，罪刑法定原则将犯罪与刑罚在法律上作出明文规定，并用清晰的文字表达刑法条文的确切含义，消除了人们不安定不安全状态，限制了掌权者对人们的肆意侵害。其次，罪刑法定引申出刑法谦抑与权力制衡。慎用刑法，才有助于刑法进步。罪刑法定原则，为慎用刑法提供了具体的标准只有刑法明文规定的社会危害行为，才能给予刑法处罚，论证了刑法因具有谦抑性而更具有法律威信。罪刑法定在刑法上主要表现为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限制，此即以法律限制容易扩张的权力，从而使个人自由、权利得到保障，使个人的聪明才智安全得以发挥。[2] 　　2、期待可能性的内涵分析 　　期待可能性，源自德意志帝国法院对癖马案的判决，其核心在于法不强人所难。 　　首先期待可能性有着人道主义与人文关怀的伦理根基。人们为了生存，有时在利己与利他之间难以甚至不可能做出无私的抉择，一些人如果不或多或少的侵犯他人的利益就难以生存，所以人有时不得不做出侵犯他人利益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表明人有其脆弱的一面。[3]期待可能性的基本精神在于对生活中存在的可能限制行为人意志自由的客观因素给予应有的关注，这种关注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和对建立在常情常理之上的认知弱点的考量，使罪责建立在更为科学与正义的基础上，使刑法的正义基石更加坚固。[4]其次期待可能性扎根于刑法的谦抑。刑法谦抑和期待可能性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都是希望尽量减少使用刑法手段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最大程度的维护社会安定，维护人们利益。法合人情则兴，法逆人情则竭。情入于法，是法与伦理结合，已为人接受，法顺人情，冲淡了法的冷酷外貌，更易于推行。[5] 　　在内涵价值上，罪刑法定原则与期待可能性均体现了刑法的谦抑，都是源自于一个出发点，那便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安定与安全。 　　二、罪刑法定原则与期待可能性之携手 　　本文看来，首先罪刑法定原则和期待可能性理论，就好像是在参加一场目的地为正当妥当定罪量刑的接力赛一般，罪行法定原则首先出场，完成第一棒，接着就是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登场，使得胜利唾手可得。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金牌原则，其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安定生活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和价值，解决的是公民生活关于安全这类最基本的问题，让人们安居乐业的最基本保障。期待可能性则是在罪刑法定基础上，在确认了行为人所为属于刑法规定之犯罪之后，进一步考虑行为人当时所处的具体状况，考虑到人的特点、人最基本的求生欲念、生存信念，考虑到人都有的自私念头，在合理的范畴内，使其免于法的非难，最终给予行为人合法合理正当妥当的行为定性，决定其是否应该受到刑罚处罚，保证行为人其作为人所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都得到捍卫，人权不受侵害，共同朝着让人们更加幸福的理念前进。罪刑法定原则，先于期待可能性理论适用于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是解决行为人入罪的问题。当对这一行为的定性出现争议的时候，只能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来对其进行判断，只有当刑法规定此种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时，才能根据刑法对其作出相应的定罪。但这一判断并不是对此种行为的最终判断，因为还需要考虑到行为人当时所处的具体情况。这就是期待可能性，解决行为如最后是否应该受到惩罚的问题，之后才可以达到正确定罪量刑的效果。康德认为：没有任何刑法会对下属的一个人处以死刑：当一条船沉没了，他正在为了他的生命而推倒另一人，使后者从木板上掉入水中，而他自己在木板上免于死亡。因为法律惩罚的威吓不可能比此时此刻害怕生命的危险具有更大的力量。这样的刑法（指侵犯他人致死，则要被处死的刑法），在此时完全丧失了它所意图达到的效力。因为一个尚未确定的威胁--例如法庭判决死刑--不能超过对那种灾祸的恐惧。但是，这样一种为了自我生存而发生的暴力行为，不能视为完全不受到谴责，它只是免于惩罚而已。对该行为定罪，不代表该行为人务必受到惩罚，如果缺乏实施适法行为的可能性时，他应该免于受到惩罚。这便是期待可能性在此所起到的作用。可见，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在确定了行为人所做行为属于犯罪之后，要解决行为人量刑问题之时，期待可能性可为此提供非常好的理论基础。罪刑法定原则与期待可能性理论之携手共创了为行为人正确定罪量刑的局面，为保障人权作出了巨大贡献，不放过一个坏人，但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更不随意剥夺作为一个人该有的权利。二者共同保障了人们追求自由、安定与幸福的理想的实现。 　　其次，罪刑法定原则与期待可能性理论之携手，在中国古老的国度，可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树立法律权威，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