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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和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究 　　摘要 　　本文基于1994-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排放呈负相关。从地区角度来看，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度高的东部地区拥有充足的环境治理资金，从而可以有效控制并减少环境污染。此外，随着东部地区大部分污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环境污染排放量进一步减少。与此同时，财政分权度较低的中西地区财政资金相对匮乏，企图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以发展经济会因为高负荷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而难以实现。从环境污染性质来看，研究发现前一期污染排放与当期污染排放呈正相关，即环境污染是一个连续、累积的过程，而合理的财政分权可以促使当地政府及时治理当期污染，从而避免环境污染的“棘轮效应”，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也相应影响了环境污染排放。研究表明，扩大出口会加速环境污染排放，而增加进口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排放。因此，引进国外先进的最终产品不仅可以替代国内生产的污染，而且其带来的技术效应与示范效应会加快出口部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研究还发现，消费并不会导致环境污染排放增加，因此不能 “因噎废食”地抑制消费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此外，资本存量的增加将促进环境污染排放，并且资本投入比重变化的速率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地方政府应该保持一个合理的资本增长速度。 　　关键词财政分权；环境污染；投入产出模型；熵值法 　　中图分类号F8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4-0110-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4.0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环境污染状况令人堪忧，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持续发展。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环境质量总体一般，环境质量状况有所改善，但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最受公众关注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状况依然令人忧虑。不可否认，长期以来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采用传统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和生产模式，以拼资源、拼环境消耗的发展模式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行为[1]。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所带来的激励扭曲亦加剧了环境污染。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为吸引外部投资而放松环境规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当地居民对环境公共产品的强烈偏好，导致“三废”持续增长、环境容量超载，从而加剧了我国整体环境污染程度[2]。由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改变以及“唯GDP”的政绩考核机制，使得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一任市长一任蓝图”的现象普遍存在。近年来中国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逐渐被关注，但从财政分权角度分析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较少。明晰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理论上有助于从全新视角解读当前环境污染问题；实践上，可以明确财政分权制度究竟是激励还是限制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为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制定合理的财政分权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对解决当前环境问题、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遵循已有研究脉络，关于财政分权或环境污染的文献汗牛充栋，但涉及到财政分权和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外关于财政分权与环境问题研究的理论称为“环境联邦主义”。代表性人物有：Oates[3]、Oates Schwab[4]、Oates Portney[5]、Wilson[6]、Sigman[7]、Farzanegan Mennel[8]。国内关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一是从财政分权出发，运用博弈论等方法研究其蕴含的内在激励与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所引发的环境问题的影响，从而达到完善相关环境治理制度的目的[9]；二是从环境污染出发，综合考虑影响环境污染因素并将财政分权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抑或开展环境质量与财政分权关系的实证分析，进而提出有益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的措施[10-13]。 　　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学界没有普遍接受的关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实证模型。郑周胜[14]通过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研究表明在多任务委托代理合约下，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达到政府预定的绩效考核目标，财政分权制度缺乏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激励。范子英和张军[15]将环境污染问题当作经济增长的副产品，通过构建非期望产出模型，发现财政分权以环境污染来衡量非期望产出的增加。此外，尹祖龙[16]通过运用Grossman Krueger[17]建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EKC），并纳入财政分权指标和控制变量，研究表明财政分权程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引起“工业三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