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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考核和干部环境治理策略转变研究 　　摘 要：干部行为受到干部考核体系的制约与影响，其环境治理态度与成果亦是如此。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干部在环境治理策略层面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由传统的经济至上、忽视环保发展转变为在稳步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将环境保护置于重要地位。这种关系再造立足于环保绩效在考核中的权重变化，探究权重变化与关系再造对于环保制度构建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环保考核；环境治理；行为转变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10-0056-04 　　改革开放以来，过度的经济增长追求和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致使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受大规模破坏。?h境危机引发的负面效应已逐渐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威胁公众健康、阻碍社会发展的“隐形杀手”。《2014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报告》指出，“在全世界178个参加排名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以43.00分的得分位居第118位，即倒数第61位”[1]，可以说，我国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明显存在问题。“环境生境丧失的必然生态学后果主要有二：一是自然世界内在地萎缩，二是人类安全根基动摇”[2]。深刻认识环境污染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了解环境治理的紧迫性已是当务之急。 　　一、地方政府加强环境治理的必要性 　　（一）应对环境危机的现实需要 　　依据环保部发布的《201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在全国967个水质监测点中，较差级的监测点占比为42.5%，极差级的监测点比例已经高达18.8%，不良水质占总体的一半之多。与此同时，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78.4%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多数城市空气环境质量堪忧[3]。不仅如此，环境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早在2004年，由环境污染引发的经济损失就达5 000多亿，超过当年GDP总量的3%，有学者做出测算，从2000至2008年，这种经济损失的年增长率约6.84%[4]，数目之大，引人侧目。不仅如此，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进一步引发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种广泛群体行为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造成了冲击，不仅易于导致公众恐慌，也对基本的社会秩序提出了挑战。究其根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是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与效果的批判，是我国政府社会公信力流失的体现。尽管近年来我国环境质量整体有所改善，但以上种种数据表明，当前的环境问题十分棘手，治理形势依旧严峻。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应充分具备环境危机意识，转变环境治理理念，将问题治理摆在醒目位置。地方政府作为环境政策的执行者，其首要任务即是对环境危机迅速做出反应与处理，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个人等进行必要的环境规制。可以说，环境问题频发是地方政府加强环境治理的直接动力。 　　（二）转变政府职能的内在要求 　　现代政府的建设及体制的深化改革依托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就要求，政府务必厘清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明确自身的权力范围，建立权力清单，了解到底该管什么、怎样管对该管的事务，怎样有效管对事务。这种职能转变的内在要求最终目的在于提升经济与社会活力、解决当前各领域内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在这其中，对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政府实现职能转变不可或缺的环节。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广泛性与爆发性，其辐射范围涉及社会全员，这种深刻的事务属性必然决定了环境问题是对公共利益的触动与挑战。而政府作为国家发展的保障者与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对环境问题的治理具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政府对环境质量加以监督保障，加大对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其实质是强化环境领域内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三）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政府环境治理的策略选择最终还是要归根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部署。众所周知，严峻的生态危机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其对全球发展的负面效应也引发了广泛关注。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指出，由于环境破坏与环境污染，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因此殒命，全球环境形势不容乐观。从国际形势上看，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始终关注国际环保形势变化，坚持履行应有国际责任，对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缔结国际环保公约、加速国际低碳社会转型不遗余力。由于中美大国的积极推动，《巴黎协定》成为史上最快被批准生效的环保公约之一，中国的国际力量由此可见一斑。同时，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就“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开展安排，在国际国内环保形势发展下，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加强环境规制、改善环境状况已成为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环境治理绩效在干部考核中的权重演化 　　（一）权重空白时期（1949年―1998年） 　　在这一时期，环境问题尚未对社会发展造成显著阻碍，并未引起太大关注。干部考核多处于定性考评阶段，环境治理绩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