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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遵从影响因素分析和对策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纳税遵从问题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备受关注，如何提高纳税遵从度成为世界性的热点、难点问题。我国对纳税遵从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认识的广度与深度相比国外存在较大差距。本文冀望通过总结回顾现有文献对纳税遵从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纳税遵从现状，从征管、纳税主体、社会环境与国家层面四个维度对纳税遵从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继而提出优化我国纳税遵从的路径选择，以期和谐征纳关系，促使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 　　一、引言 　　对税收遵从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并以其国内收入署推行的纳税人遵从测度项目（TCMP）为标志。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人对国家税法价值的认同而表现出的主动服从税法，按照税法要求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服从税务部门及税务管理人员执法管理的态度和行为。具体包括及时、准确申报纳税、按时缴纳税款等。相比较而言，国内对纳税遵从问题的关注起步较晚，但纳税主体的纳税不遵从行为造成大量税收流失，比如1998年毛阿敏偷税案、2002年刘晓庆公司偷税案、2003年宝洁公司偷税案、2004年江苏铁本公司偷税案、2005年创维集团偷税案等等，案件涉税金额巨大、性质严重，触目惊心、令人震撼。有鉴于此，我国政府于2003年3月印发了《2002年～2006年中国税收征收管理战略规划纲要》，其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税收遵从”的概念，并将引导纳税遵从列入工作重点。2010年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在我国部分省市开展税源专业化管理的试点工作，其指导思想是：以加强税收风险管理为导向，以实施信息管税为依托，以实行分类分级管理为基础，以核查申报纳税真实性、合法性为重点，以规范税收征管程序和完善运行机制为保障，以建立和培养专业化人才队伍为支撑，积极探索税源专业化管理，优化服务，严格执法，不断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可见，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度作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税源专业化改革的目标已经被提上工作议程。2012年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同志在全国税务系统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构建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的目标是全面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具体来说就是要努力做到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降低税收流失率和征纳成本，即“两提高、两降低”。冀望以此促进我国整体税收征管质效，实现税收征纳双方利益追求的和谐统一。因此，本文拟对纳税遵从现有文献进行回顾述评、对纳税遵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为提高纳税遵从行为提供可行性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Allingham，Sandmo（1972）最早对税收遵从问题展开研究，基于预期效用理论建立了Allingham-Sandmo模型（简称“A-S”模型）。该模型设定了多项假设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个人收入的变化对纳税人申报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税率对逃税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罚款比率和稽查概率的提高将使个人纳税人减少逃税活动。该模型构成了国外研究分析偷逃税的标准框架。Yitzhaki（1974）为了解决A-S模型中税率与逃税可能性关系不明确的问题，对“A-S”模型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如果按照偷逃税额进行罚款，罚款比率和税率就是线性的，替代效应不复存在，当我们提高税率时，只会由此产生收入效应，在绝对风险得到有效规避并且不断递减的情况下，纳税人会考虑增加他们的申报收入，最终实现税收遵从水平提高的目的。由于Yitzhaki的修正作用，后人将修正后的“A-S”模型称为“A-S-Y”模型。也有学者对税率和逃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比如Clotfeter（1983）、Feinstein（1991）、Pommerehne等研究发现，逃税与税率之间确实存在负相关关系。早期纳税遵从文献主要针对个人纳税人，Marrelli（1984）在“A-S-Y”模型研究个人纳税人的基础上，第一次延伸到公司纳税人关于间接税偷逃税决策上。后来随着前景理论和理性行为理论的广泛应用，心理学也被引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目前国内纳税遵从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相比国外差距较大，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基于预期效用理论的税收遵从研究。罗光、萧艳汾（2007）利用研究“A-S-Y”模型，探讨了税收遵从成本与逃税之间的关系，并根据结论就如何降低税收遵从成本，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度提出了建议。王春雷（2010）通过税务检查下征纳双方的博弈分析表明：提高税收违法行为查获概率或者加大处罚力度都会提高纳税遵从度。同时他还提出了提高税收遵从的最优检查选案策略和税务处罚力度策略。（2）基于前景理论的税收遵从研究。阮家福（2008）认为公共产品效率的最大化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关键。公共产品效率不仅关系到资源配置、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也关系到纳税人权利受尊重和保护的程度、纳税人对政府的评价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