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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转向价值和论争 　　摘 要：关于意义生产问题，罗蒂提出用“解释学”来取代“认识论”的策略。这一解释学转向主张把事物置于意义之网中进行考察，破除了意义拥有不变本质的神话。它在学界引发了强烈共鸣，但也招致颇多微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罗蒂同属新实用主义阵营的舒斯特曼做出了长篇批驳，但它实际上并不成立，又重新堕入传统的基础主义窠臼。 　　关键词： 罗蒂；解释学转向；舒斯特曼；论争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6-0016-05 　　人们应该还能记得理查德?罗蒂的震撼性看法：语言是偶然的，语言既不表征现实（反映论），也不表现心灵（表现说），不同的语汇只是适合我们不同目的的工具。意义也是如此，在罗蒂看来，任何事物所具有的意义都不是出自其内在的本质或本性。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意义的偶然性问题”构成了罗蒂著作中“倍加关注的一个方面”。[1] 　　一 　　所谓“认识论”是哲学的核心，“它是一种不同于各门科学的理论，因为它是各门科学的‘基础’。”[2]罗蒂批评这种找寻基础的做法，因为它总是与某种人力之外的东西相联，而且还意味着限制――因为所有的表象都必须凭借最终的本质来衡量。他提出用解释学来取代认识论的策略以避免对不变本质、永恒基础空洞的追求。但解释学不愿填补认识论撤除之后所留下的那个空缺，因为它对认识论先前的目标根本就没有兴趣。“解释学把种种话语之间的关系看作某一可能的谈话中各线索的关系，这种谈话不以统一着诸说话者的约束性模式为前提，但在谈话中彼此达成一致的希望绝不消失，只要谈话持续下去。这并不是一致发现在先存在的共同基础的希望，而只是达成一致的希望，或至少是达成刺激性的、富于成效的不一致的希望。”[2]（299）解释学关心的是具体的对话中所包含的诸种复杂的关系纠结、诸种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交流或抗衡。这种对话并没有什么先在的基础可以依靠，当然，对话的结果也不需要拿去跟那个基础进行比对。尽管如此，对话仍然能够达成一致或共识，但它绝非认识论框架下那种作为共同基础征候或表象的一致。 　　在罗蒂看来，整个社会科学都不可能是与价值无涉的、而是诠释学的，因为“将一种语言中‘评价性的’术语分离开来，并把它们的不在场作为一门学科或一种理论具有‘科学’特征的一个标准，这种提议是不可能行得通的。”[3]我们使用的任何语汇都不可能晶莹剔透，而是潜藏着人类意识的编码，因此，要让一种描述做到完全客观与中立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社会科学的诠释学化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帮助人们解决社会问题。因此，成为解释的不是说掌握了某种特殊的方法，而是说尽可能寻找某种可能会有所助益的语汇来达成特定的目标。罗蒂征引骆宾诺（Paul Rabinow）与萨利文（William M. Sullivan）“解释始于一种假定，即意义之网构成了人类的存在”的观点并加以阐述。这里的构成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说“X构成Y”可以理解为假如没有足够关于X的知识我们就无法理解Y。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化石也仍然会陷入意义的网络中。因为只有将某些化石与其它的化石进行比较才可确定它归属于化石家族，否则的话它就只能是岩石。就是说，化石是由这些化石跟那些化石之间的关系，加上古生物学家对它们关系的描述这三者间的关系网络构成。罗蒂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东西，在被用于研究的目的时，都是由意义之网所构成的。”[3]（224）这当然不是说作为物理现象存在的化石是由语汇构成的，而是说化石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它处于多种关系项交合形成的意义网络中的结果。 　　迈克尔?默里（M.Murray）对从认识论到阐释学的转向十分欣赏，他认为《哲学与自然之镜》“集中收集了对近代哲学所做的有力批判，特别是批判了认识论试图使自己成为根本科学和思想文化的最高法庭的梦幻”。也可以说，这是他之所以称赞这部著作“杰出”的最重要原因。[4]但卡林内斯库认为罗蒂沿着这条路径又走得太远了，“以至于主张一旦传统认识论的那些非历史（ahistory）假定被证明没有现实‘根基’，并因此站不住脚时，认识论本身除了成为阐释学的一种形式外别无选择。”在罗蒂反本质主义逻辑的进逼下，这的确就是认识论无可选择的历史命运，而这也显示出它原本就是阐释或表述的一种形式，不过是在风云际会之时被神圣化罢了。如其所言，“这一意义上的阐释学观念回到了尼采对唯心主义与实证主义（我们想到他的名言‘事实即阐释’）的批判，也回到了海德格尔的激进历史主义。”[5]另外，拉比诺也批评说：“罗蒂的叙述尽管有着难以抵挡的毁灭性力量――但却由于它没能解释认识论的转变在西方社会中是如何发生的――在罗蒂看来，它就像伽利略的科学那样，就那么发生了――或者由于它没能看到知识在解放和启发对话之外的作用，而显得缺乏说服力。”应该说，罗蒂的论述还主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