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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民生投资性支出关系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在规范的分税制管理体制的背景下，利用安徽省1994-2010年的数据，对民生投资性支出与财政分权进行协整分析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安徽省的民生投资性支出具有长期和短期并存的积极影响，并提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入进行规范的分税制改革和完善相关的转移支付制度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分权 地方政府民生投资性支出 误差修正模型 　　引言 　　分税制适合于地方政府分权政体，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典范，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财政体制模式。我国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些弊端和修正。自从我国的税收体制由大包干体制逐渐向规范的分税制过渡，财权也逐渐由地方政府转向中央政府。虽然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但是地方政府是提供本辖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体，这就出现了财权上移、事权下放的格局。 　　邓子基（2012）认为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应该统一，就每一具体的地方政府而言，它负担多大的支出责任，获取哪些财政收入的权力，在实际操作中是不易办到的，可以做到的只是事权与财力的基本一致。崔运政（2011）通过将我国的现状与国际横向比较认为，现阶段我国无论是分权过度还是不足都是伪命题，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财权与事权相统一、财力与支配责任相匹配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央政府没有必要保持过高的财政集中度。 　　传统分权理论源于Tibout思想，他认为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以及一系列的假定成立的条件下，公民“用脚投票”的能力导致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竞争力，从而促进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效率的提高。 　　周克清等（2011）在对财政分权与地方科技投入之间关系研究的过程中，采用1997-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的科技投入水平，但是在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偏差。傅勇（2010）在财政分权体制的背景下研究政府治理对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显著降低了基础教育的质量，同时也减少了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邢祖礼、邓朝春（2012）在研究财政分权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影响中，利用1995-2003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扩大分权有损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保持农村义务教育财权和事权的适当集中是必要的。刘津晨、姜腾岚（2012）通过对我国水利发展状况的描述和对地方政府投资水利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发现水利投资效率低下并给予扩大水利投资资金来源，健全水利投资机制，提高水利投资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等政策建议。宁家耀、吴自强（2012）通过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发现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导致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省级的权利和资源与县级政府相比更容易被地方政府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要比省间的流动性强，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更强。我国未来财政体制发展的趋势是逐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张馨（1999）认为公共财政是指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和模式。显然，公共财政体制是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的财政管理体制，而我国现阶段的公共服务应该是以关乎到老百姓福利水平为主要内容的民生公共服务，这些民生公共服务应该是整体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必需品。 　　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和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涉及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社会保障以及政策补贴的财政支出为民生支出。其中涉及教育、医疗卫生和科学研究的财政支出为民生投资性支出。洪源（2009）对我国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1985-2007年期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检验表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较明显的互补关系。李建强（2010）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中居民所具有的特点，在最优消费理论分析的框架下引入政府民生支出，利用1978-2008年期间相关数据进行动态关系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民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而投资性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远大于转移性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安徽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人口大省，民生投资性支出的变动必然会牵动众多民众的福利水平的提高。在这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大背景下，安徽省的民生投资性支出也将会受到财政分权制度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进行研究的重点。 　　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张晏和龚六堂（2005）、孙群力（2009）的研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民生投资性支出与财政分权之间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