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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场域共生性大学战略联盟内涵和结构要素 　　摘要：大学联盟的研究和实践需要属于高等教育学科范式的大学联盟理论来指导大学联盟实践活动。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两个以上的高等教育行动主体，通过一套完善的制度安排（包括组织结构），建立合作关系，遵照大学战略联盟运行的共生规则，形成的大学共同体，就是场域共生性大学战略联盟。其结构要素包括联盟场域、行动主体、场域角色、行动策略、共生关系、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等。 　　关键词：大学战略联盟；高等教育；场域；共生；结构要素 　　一、研究背景 　　大学之间的合作与联盟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种教育现象，并且在国外多数联盟案例都比较成功，而在国内，大学之间的有组织校际合作、高层次的交流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大学之间构建战略联盟关系逐渐进入了高校决策层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视野。[1]国外已经有许多成功的大学联盟，比如美国的常春藤大学联盟、英国的罗素大学联盟等。国内大学联盟活动日益活跃，如：产学研合作、职校联盟、互认学分教学联盟，以及当前最火热的“大学自主招生联盟”。于是，近年来大学联盟领域的研究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研究热点。 　　在当前的大学联盟研究和实践中，人们对大学联盟的内涵认知观点上比较一致，一般认为大学战略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学之间为了一定的目的或战略目标，通过契约制度形成的一种松散型网络组织，彼此试图组成的优势互补、共担风险、科技及教育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的联合体。[2][3] 　　在大学联盟的意义和价值方面，研究者和联盟实践者提出了许多相互补充的观点，涉及了大学战略联盟与大学发展、办学效益、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对大学联盟价值的完整认知。比如：程勉中认为大学战略联盟能够提高教学科研资源的有效利用率，预防求全求大的“巨型大学病”[4]；胡艳婷指出通过战略联盟，各高校的优势和能力相互融合，形成某种聚合效应，为联盟高校之间相互提供发展机会，从而有助于其在竞争中获胜[5]；刘锐认为异质资源的不可流动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是高校建立联盟的原因， 也是高校竞争优势的来源。[6] 　　在大学联盟的模式探索中，不少研究者总结了国外大学联盟类型或模式。汪怿比较全面的列举了国外高校战略联盟与合作的9种模式，从最初级的联盟形式——契约模式（Contract model），到最高级的“第三级大学”模式（Tertiary university model）。[7]阳荣威把大学之间的战略联盟模式分为：资源共享式、学分互换式、共同开发项目式、合作办学式、联邦式等5种。谯欣怡[8]、简世德与王东月[9]、董舒与靳代平[10]等主张大学之间应当建立知识联盟。知识联盟是大学在实施创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为促进知识流动、共享知识资源和创造新知识，通过契约形式与其他大学之间结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松散型知识联合体。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追溯，我们发现当前的大学联盟研究对联盟实践现象的归纳较多而对联盟实践的理论分析不足，重视分析联盟实践的过程、制度、形式和联合模式，但对大学联盟实践的理论支持、联盟逻辑和联盟机理的分析不足。进一步，当前大学联盟的研究和实践主要是移植商业活动中的企业联盟的做法，但是大学作为非盈利组织，它们之间联盟和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之间的联盟，显然在目的、内容、活动等方面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大学联盟的研究和实践需要属于高等教育学科范式的大学联盟理论来指导大学联盟实践活动，探索大学联盟的创新模式。本研究引入教育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试图探索大学联盟的新模式，为我国大学联盟的健康发展提供知识养料。 　　二、场域和场域共生性大学战略联盟 　　场域理论是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理论构架中，场域指的是在某个社会空间中的，受客观限定的行动者位置间的客观关系网络或结构。[11]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建构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着争夺，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 　　根据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大学战略联盟其实就是高等教育场域空间内一种场域结构动态演化的形态。在高等教育的场域系统中，大学的发展既有较强场域的自主性，同时又存在彼此之间的竞争。大学发展的场域自主性体现在每个大学都至少占据高等教育场域的一个特定位置，比如：学科传统地位、办学定位、社会影响定位、学术声誉定位、国家分层定位、人才培养定位，等等。在每个场域定位中，大学都（应当）有办学自主性、学科发展自主性和学术自主性。这是“限定的生产场域”的必然要求——大学确定自己的场域定位后，就必须在这个限定场域内进行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