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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改革和海洋记者报道思路调整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海洋领域报道的记者，作者十分关注我国海洋管理体制改革。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的队伍和职责将整合，以中国海警局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并设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海洋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统筹协调海洋重大事项。世界海洋强国无一不是海洋管理强国 　　地球表面71%的面积被海洋所覆盖，浩瀚的海；羊是由世界各地方水汇聚而成的连续整体，与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说，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也许应叫做“水球’更为恰当。 　　海洋对于人类如此重要，联合国已经把21世纪确定为“海洋世纪”，并把每年的6月8日确定为“世界海洋日”。目前，国际社会已有20多个国家发布了新的海洋发展战略，在“十八大”报告中，我国也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由于种种原因，近一半左右的海域存在争议。这些年，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划界争议、海岛主权争端、海洋环境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等问题屡屡发生，海洋问题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而要解决海洋问题，改革海洋管理体制、加强海洋管理是关键。 　　纵观世界海洋强国，无一不是海洋管理强国。在多年的采访中，我对韩国的海洋管理体制十分关注。1996年，韩国利用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契机成立了海洋水产部。在海洋水产部成立之前，韩国涉海部门众多，有渔业局、造船局、港口局、海上警署、海洋工程局、水文局等，各部门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海洋水产部成立以后，将这些涉海部门加以整合，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同时部内设立海洋政策局，承担制定海洋发展计划、处理与邻国的海洋管辖争议等事宜。 　　韩国海洋水产部成立十多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目前韩国造船工业已居世界首位，航运能力居世界第8位。根据韩国2006—2016年的十年海洋发展蓝图，韩国计划在十年内成为继美国、英国、日本之后的世界另一海洋强国。 　　日本除了与我国有钓鱼岛争端外，与俄罗斯、韩国都有“岛争”。韩国处理与日本的“岛争”方式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例如，2005年2月，日本岛根县决定把2月22日定为“竹岛日”（韩国称“独岛”），这一事件引起了韩国上下强烈抗议。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韩方抗议活动组织指挥十分有力，官员、民众、军警和媒体相互配合，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牢牢地掌握着“岛争”的主动权。 　　长期以来，我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和海上执法体制高度分散。仅海上执法队伍就有五支：国家海洋局的中国海监、交通部的中国海事局、农业部的中国渔政、公安部的中国海警、海关总署的海上缉私警察。这种分散管理体制导致了海上执法队伍互不统属、职能单一、重复建设，不仅造成了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还导致执法效能不高、维权能力不足的窘境。海洋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迫切需要。 　　海洋管理体制改革内容与专家建议高度吻合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尘埃落定以后，我发现和曾经采访的专家们建议高度吻合，令人深感欣慰。在众多推动改革的力量中，有许许多多海洋问题专家多年来潜心研究的贡献，他们都值得历史铭记。 　　为了做好报道，新华社上海分社调研部与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紧密合作，多次组织了“海洋问题沙龙”，针对中菲黄岩岛争端、中日钓鱼岛危机等海洋热点问题，邀请专家们进行研讨，及时为国家出谋划策。中国海洋研究中亡郁志荣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王少普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昊寄南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金永明研究员、高兰研究员、复旦大学胡令远教授等众多专家，都是“海洋问题沙龙”里的常客，大家经常不约而同地谈到我国“群龙治海”管理体制问题，盼望着早—天进行改革。 　　郁志荣研究员是我十分尊敬的著名海洋问题专家。他曾经留学日本，担任过中国海监东海总队副总队长，既十分了解日本，又有东海前线维权执法的丰富经验。多年来，他在海洋维权领域深入研究，发表文章上百篇，出版多本专著，在许多次研讨会上，我都听过他大声疾呼改革海洋管理体制，要与日本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斗则胜、斗则赢。 　　海洋是“蓝色的国土”，海洋领土争端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建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海洋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统筹协调海洋重大事项，也是专家们一直在呼吁的。 　　记得多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海洋法研究中心主任金永明研究员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中国海洋问题的解决，必须组建一个最高层次的国家海洋事务委员会。”此后，在很多研讨会上金永明都表达了类似观念，并撰写了《中国面临的海洋问题与解决思路》长篇论文。 　　作为海洋记者，我在采访中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