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迈和随俗陶东风先生及其文化研究.docVIP

超迈和随俗陶东风先生及其文化研究 　　为陶东风先生描画其“思想肖像”，并非一件易事。像大多数以学术为志业的学院学者一样，他的个人性情、心路历程、乃至“微言大义”，往往隐藏在学术背后，成为一种“压在纸背的心情”，不细细体会，就不能明白。 　　陶先生一九五九年出生，童年及青少年是在“文革”中渡过的。虽然算起来，陶先生当属学者刘小枫所划分的“‘四五’一代”――“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生长，七十至八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但“文革”对他而言，只能算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对他此后学术的影响是隐秘的。陶先生一九七八年进入大学，像所有“‘四五’一代”一样，他的大学时代亲历了“八十年代”的激情与幻灭。“八十年代”的理想、怀疑及革新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他思想性格，即使是经过此后各种学术潮流的淘洗，也本色不改。我认为，这是理解陶先生和他的文化研究的关键。九十年代以来，各色学术潮起潮落，陶先生之所对“文化研究”情有独钟，这固然是因为“文化研究”这种知识类型本身的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因为，陶先生身上潜藏的“四五”那一代人特有的精神品性。 　　陶先生早年师从黄药眠、童庆炳先生，专攻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后旁涉文体学、文学史学，其博士论文是关于庄子美学的。这与八十年代相对单纯的艺术本位、人性本位、思想本位的氛围是一致的。但是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社会发生转型，文化格局趋于复杂化，寻求一种与错综的现实相应的新的认知模式，就成为一种必要了。这一点，在他的随笔集《破镜与碎影》中，曾有过详细描述： 　　在大家倡导文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的80年代，文学场域与其他场域的关系反而紧密，而在大家都觉得文学已经被商品大潮冲击得溃不成军的90年代，文学实际上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性，当然它的范围也缩小了。如果文学的功能过分膨胀的话，文学一定是不可能自主的。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在80年代，谈论文学、美学几乎就等于是谈论文化乃至政治，而在90年代，文学话语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表征力与阐释力变得非常有限，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正在通过许多其他非文学的渠道与媒体得到表征。由此，如欲对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状况有一个比较综合的把握，就必须不能再局限于文学的圈子了。……更深一层的变化是，我深深感到中国90年代的文化(包括文学)的变迁不是文化本身，更不是文学本身所能解释清楚的，它是整个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伴生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对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新格局有一个整体性把握，就无法解释清楚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的所谓“新状况”。 　　这个应运而生的新的综合的把握方式，无疑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理论资源，本来自西方，但与中国九十年代后的语境结合后，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作为一种知识类型，“文化研究”具有实践性、政治性、批判性、开放性等特点，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有助于打破文学理论(尤其是大学与专业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的生产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日益严重的分离，促使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正是这一点，深深吸引了陶先生。在《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一书中，陶先生曾自命“重建人文科学(对我来说尤其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社会文化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是有志于批判性知识分子志业的文学工作者的紧迫使命”，而能达成这个“使命”的，显然是“文化研究”。 　　像大多数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一样，在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过程中，陶先生实际上也面临着自身知识结构上的艰难调整。这需要一种积极回应现实问题的勇气和承担。二○○○年，陶先生主编的《文化研究》丛刊首期发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坦言：“我们创办《文化研究》丛刊的根本动机也是为了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我始终认为这是学术创新的最重要资源。因而扎根中国的现实而不是简单机械地追随西方学术潮流，是《文化研究》同仁的根本宗旨。” 　　二○○二年出版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则体现了陶先生自身在知识与思想上的调整。这是一部介绍、反思和总结中西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如书名所示，它有两大内容，其一是对西方上世纪中期以来的文化研究的介绍和梳理；其二是对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现状的批判和反思。“权力批判的语境化”和“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是《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一书在回顾、梳理中西文化研究之后，提出的核心内容。如何避免文化批判和文化批判者的单一化、绝对化和本质化倾向，寻求一种结合具体语境的有机的交互的反思的关系，则是《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全书探讨关键的所在。《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作为国内第一部全面概述中西文化研究、将中西文化研究相互参证的专著，有许多突破处。 　　第一，总结性。它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回顾、反思和总结了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