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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之北朝释游文化的研究 　　摘 要 南北朝虽然政权割据战乱频繁，但其时思想自由文化多元。佛的传入，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当时西来东去的高僧大德不计其数，其中有奉皇帝之命的、也有自发西去的，他们中绝大多数者是为弘扬佛法而不远万里的游走中西交通之间，北朝释游展开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关键词 北朝佛教 释游 文化交流 　　引言 　　在中国旅游史上，将佛教徒居静修行、传经、取经、译经、活动和弘扬佛教的云游各地及名士追随佛学，与高僧在山水中游览，教学辩难佛理的旅游称佛游或释游。中国旅游史上的释游，最早可以追溯至“永平求法”和译经师东来，而本文的释游时空段仅限于北朝时期。 　　一、北朝佛教与释游 　　（一）北朝的佛教概述 　　魏之信佛，盖起于拓跋圭入中原之时。南北朝之际，作为外来文明的佛教以其隐忍的处世方式、清淡的生活方式、相对简单的持戒方式，符合统治者的胃口，因而也得到了高层人士的推崇。 　　史载，道武帝拓拔圭、明元帝拓拔嗣、太武帝拓拔焘皆信奉佛教，后来太武帝之所以灭佛，并不是反对佛教义理，实感于寺院地主势力的威胁。相比南朝的佛教发展，北朝在寺庙数量方便有过之而无不及，延昌时全境官私佛寺达到13727所，魏末增至3万余所，北齐再增至4万余所。魏都洛阳内外，有寺一千余所；齐都邺下“大寺略计四千”。至于北齐和北周的寺僧数，据《续高僧传》所记，北齐京城邺都一地就有寺院4000所，僧尼80000人。又据《辩正论》说，北周有寺院930所，如果把当时大量在家信徒也考虑在内的话，佛教信徒的数量应更为惊人。 　　（二）佛教对北朝释游的影响 　　北魏之时，佛教因有统治者的竭力崇尚，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从来未有的黄金时代。 　　佛教在北方的广泛传播， 除了西域僧人和商人的前期努力外，以匈奴为主体的北方胡人广泛接受佛教，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早期北方地区的佛教传播，注重戒律传授和道德实践，这与地区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条件相适应。北朝之前，北中国战乱频繁，佛教力量也在中原地区生根发芽，后继统治者多从现实的政治统治需要出发，不失时机的保护和鼓励佛教在其辖区在发展，不少高僧大德也不远千里在中土弘扬佛法。如佛图澄，永嘉四年，由敦煌进入内地，并抵达洛阳。据称，对于佛图澄的规劝，石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佛图澄的后继者道安、法汰等人后来不远千里纷纷南下，参与般若思想研究，加入南方佛教义理的辩论，这也是受弘法重任与社会环境的变迁相联系的。 　　二、中外僧侣为弘扬佛法而进行的释游 　　（一）我国僧人之西行，北朝向西佛法取经 　　据历史资料统计，南北朝时期的求法西行者，东晋37人，北魏和北齐、北周19人，刘宋37人。 　　僧道荣曾出葱岭至西域。其后不久，神龟元年，胡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有敦煌人宋云偕行，经流沙西出，至于阗，入天竺。于神龟二年十二月入乌场国。此后惠生、宋云在印土广礼佛迹。 　　北齐后主武平六年（575）有沙门宝暹、道邃、僧昙等10人，结伴通往西域求经，得经7部，梵本260部。齐末又有释僧昙结友西行求法，但行至葱岭被阻，道路不通，遂返京都。自是以后，由玄奘以至悟空，西行者接踵，比晋宋之间尤盛也。 　　（二）西域僧人之东来 　　晋室南渡后，西域、天竺等地的高僧继续东来。一般来说，从陆上丝路来的中国的高僧在北部中国释游、传经、译经；从海上丝路来中国的高僧则在东晋南朝释游、传经、译经。 　　鸠摩罗什，北朝法号最响的东来释游僧、我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罗什初学小乘教，12岁即名扬?宾朝野。在莎车，罗什遇到大乘佛教高僧须利耶苏摩，经辩难，罗什因此而放弃小乘教，专学大乘佛教，成为西域各国大乘教的重要传播者。 　　经过各种困难，罗什终于把大乘佛教传入中原。他坐化的12年中，所译经论影响很大，三论为三论宗所依据主要经典；《成实论》为成实学派主要依据；《法华经》为天台宗所依据主要经典；《阿弥陀经》为净土宗所依“三经”之一。罗什的中外弟子多达5000余人。其中，著名者数十人，如道生、僧肇、道融、道睿，“什门四圣”等。 　　罗什之后，后继者源源不断从丝绸之路上进入中土，比较有名的就是诸如菩提流支等。 　　三、北朝释游对丝绸之路影响 　　丝绸之路在西域分为两路：南路由凉州出关，经过敦煌，穿过沙漠到达鄯善，沿天山南路到达于阗，往西北进入莎车；北路从敦煌之北往西北方向进入伊吾，经库车焉耆进入龟兹，到达疏勒。?宾（迦湿弥罗）向东越过葱岭，约公元1世纪，进入我国新疆于阗。于阗成了西域佛教和佛教传入内地的一个重镇。 　　疏勒地位丝绸之路南北道西面的交汇口，佛教自大月氏方面传来。从文献记载看，早在车师前部时代，佛教已成为高昌的国教。自西晋以降，高昌佛教经西凉统治者的提倡，已极具规模，后再经麴氏高昌，唐西州特别是回纥人的